1938年“七七”抗战一周年时，文强在屯溪主持了盛大的纪念活动，活动期间，他还组织忠义救国军政工队举行了大规模的抗敌宣传演出，演出了当时戏剧工作者集体创作的话剧《放下你的鞭子》、田汉创作的《回春之曲》、陈白尘创作的《火焰》、洪深创作的《飞将军》等。连续演出了几天，轰动一时，吸引了当地和附近许多爱国青年投奔到忠义救国军来。

事后，当时的皖南行署主任戴戟曾向俞作柏发牢骚说：

“你们的演出把屯溪青年都吸引过去了……”

可见这次抗敌宣传活动的影响之大。

文强在这方面投入了满腔热情和很大的精力。

一次，文强到武汉述职时，戴笠约他到汉口法租界巴黎街寓所一谈。戴笠对他说：

“老兄派刘人奎参谋送给我的那封信，建议招收青年学生受训的事，我同好几位老大哥交换过意见，准备明晚更具体地谈谈。这事须得报请校长批准后才好。你是建议人，明晚亲自来当面谈谈。”

原来，文强在进行部队收容工作中，在经过的苏、浙、皖、赣四省，看到千千万万失学失业的青年男女，逃奔大后方，颠沛流离，自生自灭，无人过问。葛世明就是其中之一。他心里十分着急。

为国家民族计，他写了一封建议信，希望设立专门机构来对这些流亡青年进行收容救济，并挑选其中失学失业的青年学生，给以战时短期训练，然后安排到战时岗位上服务，既让他们能为国效力，各得其所，也算是为国储才的百年大计。

建议信写成后，他就叫刘人奎送到武汉交给了戴笠。

而戴笠在复兴社撤销，军统局成立后，为了趁抗战之机发展自己的队伍，也早有招收、训练青年的考虑，看了文强的建议信，正中下怀。

次日晚餐后，文强如约前往，相继而来的有胡宗南、桂永清、康泽、郑介民、梁干乔等一批原复兴社骨干。文强的这份建议信，他们都已看过。

戴笠叫文强着重谈了其中招收青年学生训练的设想。文强认为大家都已看过他的建议书，就不具体谈了，只是强调了一下：

“我看逃难的青年男女学生，好像白纸一样，要染成什么颜色就是什么颜色，我们如不争取，必为延安所争取，或者被CC系所掌握。”

他站在此时的思想立场上，自然认为延安中共方面还是左倾那一套，因而他不希望这些青年被延安争取过去。而对于把持国民党党务的CC系，他和许多黄埔军校出身的军人都视之为不干正事的“党棍”“政客”，也是瞧不起的。

文强说完后，在座诸人都讲了些意见。

胡宗南谈到，他和戴笠已经分头作了一些这方面的工作，但遇到困难很多，河南以郑州为中心，从平、津、保等地逃来的青年学生更多，还有从苏、鲁、皖等省逃来的……非有专款和专设机构才行。此事若没有蒋介石的批准不可能办好。

言谈间，有人提起与CC系争夺青年的问题。又有人提出，在给蒋介石写报告时，不可提与CC系争的话，而只能写成与共产党争夺青年，而且要讲得越厉害越好。这样才容易得到批准。在商谈中，他们考虑到，既然CC系已经掌握了党权，又掌握了教育部，完全不让他们插手是办不到的，最好把要花钱的事，如要求继续升学的，全家逃难要救济的，都推给二陈去办。

文强怎么也想不到，他的这一个原本是既为青年着想又为抗日救国大业考虑的建议，后来却变了样，竟使得许多一心报国的热血青年惨遭不幸。

桂永清担任教育长的战时青年干部训练团，从武昌迁到重庆綦江县后，以“共产党嫌疑”罪名逼供炮制假案，竟然残酷活埋200余人，造成震动陪都的“战干团惨案”。

康泽成立的青年训导团、训导队及反省机构，成为囚禁有志青年的变相监狱。

胡宗南在西安和兰州设立的青年劳动营，也成了关押和迫害有共产党嫌疑及亲共倾向的青年的法西斯集中营。

然而，这一切都是以“抗日”和“革命”的名义，在“国家至上，民族至上”“意志集中，力量集中”等冠冕堂皇的口号下作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