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强没有恢复中国共产党的党籍,他却在此期间莫名其妙地恢复了国民党的党籍。
怎样恢复的?说来是一个笑话。
原来,文强在1925年10月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时,是一个共青团员。
次年2月,他和大部分第四期入伍生一起通过甄别考试,提升为军官生。与此同时,他和一批共青团员在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参加了升党(当时可以由共青团员升转为共产党员)仪式,成为共产党员。
那时因实行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共组织决定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参加到国民党里去,对国民党进行革命改造,以利国民革命。文强在升党之前,就已加入了国民党。
他的加入国民党,是由当时的黄埔军校秘书兼政治部代理主任邵力子介绍的。
当时邵力子担任了第四期政治科的《三民主义》课教官。在一次上大课的课间休息时,曾钟圣(曾中生)、王襄、袁裕(袁国平)、张先梅等同学围着邵力子请教问题,文强也紧紧地挤到邵力子身边去聆听。邵力子一眼看到文强手里拿着笔记本和铅笔,就指定他临时担任记录,将同学们提出的问题记下来交给他,他好在下一次上大课时集中解答。
当文强把记得杂乱不成章法的笔记交给邵力子时,邵力子笑眯眯地瞥了一眼,就将各种问题归纳为两点:一,何谓新、旧三民主义,它们的区别何在?二,国民革命何时成功?下一次大课上他便就这两个问题向大家作了深入浅出的解答。
以后,文强又曾与政治科同学周恩寿(周恩来之弟)、湖南同乡和同时考入黄埔军校的步一团同学陈林达等一起,去校长办公室找邵力子请教过问题。邵力子耐心解答后,还陪着他们到校门前的海滨散步,边走边谈。
以后,邵力子就常叫文强为他作记录。
一次,文强去交记录给邵力子时,邵力子亲切地问起他是不是国民党员。听文强说只是CY时,邵力子感慨道:
“国共是一家,中山、马列是一家。你不要忘了先总理说过的‘以俄为师’,难道师生、师友还不是一家吗?国民党太老大了,需要引进新党员,像CY这样的革命青年,越多越好。”
他又说:“我作为先总理的信徒,发展党的组织,介绍新党员,义不容辞。但是介绍党员作先总理的信徒,就要志同道合,不怕牺牲,在当前就是要坚决拥护三大政策,早日完成国民革命的任务……”
说着,邵力子就提笔写了一张条子,递给文强。
文强一看,只见上边写的是:
“介绍政治大队学生文强为本党党员。介绍人邵力子。”落款还写明了年月日。
文强将字条交给了大队长胡公冕,几天后,他就得到批准,成为中国国民党党员。
当时像文强这样有双重党籍的人被称为“跨党分子”。在文强所在的政治科中,跨党的共产党员就有霍步青、张先梅、王襄、曾钟圣(曾中生)、胡陈杰、袁裕(袁国平)、周恩寿、夏尺冰等。
但是在1926年3月20日“中山舰事件”发生后,蒋介石为了加强其独裁,打击左派,提出了《整理党务案》,要求学员中的“跨党分子”只保留一个党籍,文强便与大多数共产党员一样,坚决退出了国民党,保留了中国共产党的党籍。
他在1931年离开四川后,脱离了中国共产党队伍,1934年离开长沙后,又进入了国民党阵营,并一步步升到了少将军阶,但是他始终没有重新加入国民党,也没有这个想法。因此,尽管他已经作了国民党军队的少将,却还只是个无党派人士。
一天,忠义救国军举行全军集体加入国民党的宣誓仪式。上级明令该军代理总指挥周伟龙为国民党忠义救国军特别党部主任委员,同时又明令文强为特别党部委员兼书记长。
文强接到派令后,十分诧异,立即向周伟龙提出,自己连国民党员都不是,怎么能当党部委员又兼书记长呢?
周伟龙闻言,大奇,不相信地说:
“本党以党治国,上峰决不会将无党籍的人派到这么重要的职位上的。”
过了几天,周伟龙向文强抱怨道:
“老兄怎么跟我开这样的玩笑?我报请上峰查核,说是你在1925年就已经邵力子先生介绍入党了,有案可查。你怎么连邵先生这样重要的人物介绍入党都忘了?”
文强无法解释,真感到啼笑皆非。
不久,文强又得到了补发给他的国民党党证。他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恢复了国民党党籍。
后来,文强在遇到中央党部有关人士时,问起他这党籍的事。
被问到的人告诉他,在1931年10月19日,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便已作出决定:凡自1928年二届四中全会以来因政治问题而被开除党籍者,一律恢复党籍。当年文强声明退出国民党,后来又遭到国民党当局通缉,他们都是知道的。但是现在是全民抗日时期,通缉已经撤销,他又抗日有功,晋升了少将,难道还不应恢复党籍,还要再提过去的事吗?
多年后,文强得知,像他这样被稀里糊涂算作国民党员的事,并非罕见。
军统局的“老板”戴笠,也有类似的经历。
1938年3月,在重庆举行开幕式后接着在武昌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大会期间,国民党两大特务机构(军委会调查统计局第一处,即后来的中统局;第二处,即后来的军统局)同时由处扩大为局。
戴笠被任命为军统局实际负全责的副局长。蒋介石考虑到戴笠任局长的资历不够,圈定他为中央委员,要陈立夫、陈果夫办理。
谁知,蒋介石叫戴笠去谈话,谈及此事时,戴笠连忙声明:自己连国民党员都不是,怎么可以作中央委员?
蒋介石大吃一惊,一问,戴笠说:
“以往一心追随校长,不怕衣食有缺前途无望,入党不入党,绝不是学生要注意的事。高官厚禄,非我所求。”
蒋介石这才放下心来,高兴地写了条子,亲自介绍戴笠为国民党员。
但戴笠仍然坚决要求只作“无名学生”,不当中央委员。这也是蒋介石对戴笠十分信任的一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