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强派出的收容小组四出收容，冒着日军的袭击、尾追、轰炸，先后收容了3万余人，原别动队的万余官兵只收得2000人，除少数星散不归者外，其余都在上海抗战中牺牲了！

在这期间，一次途经安庆危城时，文强与十年前在四川结识的好友于渊不期而遇。

那时，身为二十军宪兵司令的于渊帮助文强逃离了军长杨森的“清党”毒手，而文强则在逃离前夕代表中共组织接收于渊成为共产党员。

以后，他俩先后都遭受了中共党内左倾路线的打击，被开除了党籍。

此时，他俩都已是国民党军队中的指挥官。

随川军出川抗战的于渊，比文强年长十余岁，鬓发已白，但精神奕奕不减当年。戎马倥偬，两人只简短交谈了几句话，留下到武汉联系的地址而别。

分手时，文强口占一绝相赠：

参商不相见，相见何苍苍。

东望烟云蔽，呜咽吊国殇。

于渊豪气纵横，斩钉截铁地回应了一句口号：“还我河山！”纵马消失在斜阳暮霭之中……

文强将收容到人员中的正规军官兵归入集训部队后，到了江西湖口，尚余非正规部队的抗日战士1万人。这批人员奉命集中于安徽的祁门县历口镇和浙西的淳安、遂安两县整理训练，更名为军委会教导第一团。原别动队一支队何行健的残部与毛森的游击干部训练班等合编为教导第二团。

1938年1月，前方办事处奉命撤销。文强改任军委会教导总团部少将政训室主任，负责收容部队的整训工作。他让刘人奎在政训室担任督察组长，专门带领政工队进行抗敌宣传鼓动演出。

当年春节，戴笠在祁门历口的联欢会上正式宣布：教导总团完成任务后改名为忠义救国军。

戴笠后来给文强谈起，取忠义救国军这个名字，是因为该部队成员多为青红帮徒众，对传统的忠义思想比对什么国民革命、三民主义更容易接受。

5月底，部队训练告毕，改编为第一、第二两个支队，并建立了忠义救国军总指挥部。先是戴笠自兼总指挥，以后改由前别动队总指挥、桂系将领俞作柏担任总指挥。

初期的两个支队，不久扩大为十个支队和一个行动总队，分驻于武进、江阴、常熟、浦东等地。活动地区主要在苏、浙、皖三省，沿京沪、沪杭两路与长江下游一带。

这时，忠义救国军总指挥部设于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安徽南部屯溪一个官僚地主住宅杨家大院。 文强完成训练整理部队任务后，奉调为忠义救国军总部少将政治部主任。

中共领导的新四军军部于1938年春夏间先后迁驻皖南岩寺、太平县、南陵县，最后驻于安徽东南的泾县云岭。与忠义救国军军部隔黄山相望。

这时，这两支同时活跃在江南敌后的新建抗日游击部队，分别由国、共两党领导。抗战初期，国、共合作刚开始形成**，尽管仍有不同政见之争，但“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内部摩擦、冲突尚少。

在初期的忠义救国军与新四军之间，不仅忠义救国军政治部主任文强与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有过黄埔军校同学、北伐革命战友和共产党内同志关系，时任忠义救国军中将总指挥的俞作柏，也与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有过在广西共同反蒋的历史。

北伐时期，俞作柏是广西国民党人中的左派首领。他的同父异母小弟俞作豫，就是在他那里阅读了共产党书刊，结识了共产党人，以后成为共产党员的。

1929年春爆发蒋桂战争，蒋介石利用俞作柏与桂系的矛盾，对桂系内部进行分化瓦解。俞作柏却在共产党人支持下采取“先倒桂后反蒋”的策略，在桂系溃败后回到广西出任省政府主席，与时任广西编遣区主任、绥靖司令的表弟李明瑞一起，抵制蒋介石、汪精卫等方面的拉拢，要求中共派干部到广西帮助工作。中共中央代表邓小平等一大批干部到了广西，张云逸就是其中一个，他担任了李明瑞部军官教导总队副主任、广西警备第四大队大队长、南宁警备司令等职。

在邓小平、张云逸等中共干部的影响和推动下，俞作柏、李明瑞在广西推行新政，释放政治犯，开放进步的群众运动，恢复工会、农会、妇女协会、学生会等群众组织，任命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担任左、右江各县县长。

这年10月1日，俞作柏通电反蒋，就任“护党救国军”南路总司令，李明瑞任副总司令。反蒋失败后，俞作柏逃往香港，李明瑞率部参加了邓小平、张云逸领导的左江龙州起义。俞作柏之弟俞作豫在起义失败后不幸被捕，留下了“十载英名宜**，一腔热血岂徒流”的豪迈诗句，在广州黄花岗英勇就义。

由于主要领导人之间有了这样的特殊个人关系，忠义救国军在总指挥俞作柏和政治部主任文强影响下，起初同新四军还能友好相处，关系并未像后来那样恶化破裂。

1938年夏，第三战区政治部在屯溪黄山旅馆召开政工会议时，文强与袁国平代表两军政治部出席，对坐于会议桌两边首席座位。会下两人也常在一起长谈。

三天会议结束后，文强邀袁国平一起到街上澡堂去洗澡，然后一起到屯溪公园，文强订了一桌酒菜，与袁国平在公园里边饮边聊。

他俩长谈了一个下午，意犹未尽，当晚和次日上午又继续谈。从抗战局势到国际风云，从北伐时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到此时的第二次国共合作，从中共党内的左倾盲动到左倾冒险……

两人天南地北，谈得来痛快淋漓，意气风发。

他们都不可能想到，这是他俩的最后一次倾心之谈。

就在这次谈话中，袁国平谈到周恩来对当年四川省委错误处分文强一事提出了批评，并说到希望文强“归队”，恢复中共党员党籍。

显然，袁国平所说的不只是他个人的意见，而是请示过上级（很可能请示过周恩来）而作出的考虑。

但文强未表同意，只说待抗战胜利后再考虑。

实际上，文强此时是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变化没有信心——当年越狱脱险一事都无法对罗世文说清楚，被视为“叛变”，如今他已当上了国民党军队的将军，还能说得清楚吗？加上他在国民党阵营中身受“知遇之恩”，工作上也自感能大显身手，也不想再考虑重行“归队”了。

不过，他向袁国平保证，一定对共产党以友人相待，精诚合作，共赴国难。

最后，袁国平给他留下了宜兴县城里一家杂货店转信的秘密通讯处，并约定了彼此的化名，仍殷切希望他在一旦有了“归队”想法时能尽快与他联系。

但是以后文强按那地址去过几次信均无回信。他与袁国平从此失去联系。

一年多以后，文强已在上海租界“孤岛”从事抗日地下工作，忽从报上得知发生了同室操戈的皖南事变，新四军军部遭到国民党军围歼。但他仍不知袁国平的下落。

直到1949年初文强在淮海战役中被中共军队俘虏，编入“解放军官教导团”学习时，一次有一批民主人士由华东军区领导人陪同前来看望这些“战犯”，在茶话会上，文强才听昔日黄埔军校同学、时任华东军区代理参谋长的袁仲贤告诉他，袁国平已在皖南事变中不幸殉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