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下旬的一个早晨，助手叶霞娣叫文强快接紧急电话。文强拿起听筒一听，是戴笠的声音。戴笠只说了一句：“请立即来一趟。”就放了电话。
文强不知戴笠的电话从何处打来，急得问毛人凤。毛人凤却慢吞吞地说：“可能是从福履理路打来的。”他说了具体地址，但又告诉文强，要小心一点，此地照例不接待宾客，得坐自备车去，车还不能直开到大门前，远远停下的好。
文强听了，心想人们常说狡兔三窟，戴老板看来还不止三窟了。
到了那里，刚走进大门，就见穿着毛巾睡衣的戴笠正在门廊下等着。看样子确是有紧急事情。
戴笠叫文强到内室去与他共进早餐。接着，递给文强一份电报，文强只见电报上写着：
“华北日本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之助手南本实隆少将潜来上海，请注意。”
文强不解其意，把电报交还给正在屋里踱来踱去的戴笠，也跟着在屋里踱起来，等待他的下文。
戴笠一看文强也踱起步来，便拉文强坐下。两人相对无言。过了一会儿，戴笠才说：
“念观兄，你辛苦了。文友社这出戏唱得不错。你还得再唱一出全武行的苦打戏。我考虑到由你出马最为妥当。”
接着，戴笠详细谈起了这封电报提到的事。
南本实隆是日本特务土肥原和松室孝良的得力助手，也是在北平、天津搞间谍工作的一条毒蛇。戴笠多年来就想要除掉他，但都被他滑过去了。这次他又潜来上海，决不能让他再轻易滑过。此人表面上看来很老实，矮瘦个子，干瘪老头，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带一点天津口音。举止从容不迫，但却是一个阴谋家，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不是容易对付的家伙。
说着，戴笠又问：
“老兄有无左轮手枪？西服要多准备几套，再配几个得力助手给你，由你自己挑。作好出马的准备吧。”
说完，戴笠将已经准备好的一支马牌三号左轮和30发达姆弹，连同500元特别费一齐推到文强面前花案上。
文强立即感到这是一件不好推托的任务。但在没有说明具体任务前，他又不好拒绝，便说：
“戴先生，你说的这条毒蛇，我从来没有和他打过交道。我已有一身的任务，怎能兼顾得下？这项任务可否在王兆槐等人中择一人来干？”
王兆槐是黄埔军校四期同学，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长，此时又兼别动队总指挥部直属特务大队长。戴笠毫不考虑地说：
“兆槐被公开职务缠住了，日方早已注意他。其他人也不相宜。你的兼职多，事太忙，我很了解。再忙你也干得下来。不必推辞了。”
这样一说，文强就只好把东西都收了起来。
戴笠叫他回去等候命令，临走时还叮嘱他，这次谈话不可告诉第二人，此间会面地址也不可告人。以后没有他亲自打的电话请不要到此地来。
文强接受了任务后，想到爱国杀敌是男儿天职，有此机会，一定要全力以赴。他又想到，战场杀敌，明来明去，反间谍战，却是以暗对暗，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一切贵在主动。
接连几天，他都在考虑这个“主动”问题，像有千斤重担挑到了肩上，寝食难安。
四天后的早晨，戴笠的紧急电话来了。
文强如约去后，戴笠告诉他：毒蛇出洞了。日本人想要赶在九国公约国开会之前，完成攻下上海的计划。
所谓九国公约，是1922年2月6日美、英、法、日、意、比、荷、葡与中国北洋军阀政府在华盛顿会议上签订的《九国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其中规定了“维护各国在中国全境之商务实业机会均等”“中国之门户开放”等等。是对中国主权、独立、领土完整的粗暴侵犯。
蒋介石看到上海抗战以来中国军队损失惨痛，担心自己多年心血建立起来的嫡系精锐部队打光了都不能解决问题，便寄希望于国际干涉，以为日本进攻上海，其他几国在中国“机会均等”的利益受到损害，会出面对日本进行制裁，因此，曾任外交部长的宋子文利用其老关系频繁开展外交活动，力图促成九国公约国召开国际会议。“制裁日本”的舆论一时间传得沸沸扬扬。
与此同时，法西斯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又在中、日之间进行“调停”斡旋，实际上是帮着日本对中国施加压力，要中国在侵略面前退让。
戴笠告诉文强，日本特务机关急于获取中国军事情报，已经找到曾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炮科毕业的杨仲华。杨仲华这时是别动队总指挥部参谋长。他向戴笠汇报后，戴笠决定将计就计，将文强化名李文范，以军委会少将高参的身份，让杨仲华向日本特务介绍，说是要向他们“出卖情报”，引蛇出洞。
为了周密起见，戴笠已致电军委会，在职员名册中加上李文范少将的虚名，以防有内奸去查名册。
现在，日方已通过杨仲华约定：当晚8时在英租界静安寺路100弄10号见面。
戴笠交代说：
“你千万不可露出马脚。这次去见面，不必带手枪，也不要带其他人，自备汽车换换牌照。见面后问到年龄可以说大一点。日本人不到50出头当不了少将，中国人不讲这些，也得大几岁才好。见面后可注意侦察，那里是日侨还是商人住户，我自会派人弄清来龙去脉，记下每个出入的男女，拍下照片。你只要考虑好初次见面的谈话内容就是了，要使他们百分之百地相信你……他们为何不约到虹口日租界，也不到旅馆和公共场所？可见初次约见，已经对你有了信任感，这种信任感来自杨仲华的介绍。杨这个人呀！……”
戴笠叹息了半句，没有再说下去。不知他此时是不是已经对杨仲华产生了不祥的预感。后来杨仲华在1941年6月率江苏省保安八旅投敌，被汪精卫委任为伪军委会委员、苏皖绥靖总司令兼第二集团军上将总司令。但因汉奸内部矛盾，加上日本人认为杨仲华未能像他夸下的海口那样收编多少国民党军队，不久又撤销了第二集团军番号并撤了杨仲华的总司令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