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下旬一个阴雨蒙蒙的晚上，文强为布置别动队陶一珊支队的工作去见戴笠。戴笠问他：

“认不认识谢晋元同学？”

文强一听这个名字，便高兴地说：

“谢晋元是我同期同学，不但认识，在校时交情还很好，”

戴笠便告诉文强，要他马上到哈同路宋子文公馆去，宋子文已准备好四部当时在上海买不到的西门子电话机。其中三部送到南市锦江公所交给周伟龙转陶一珊安装好，要周伟龙监督协助陶一珊部配合正规军作战，坚守到底，没有戴笠的命令不得撤退。这三部电话机可直通戴笠办公室。

另一部电话机，戴笠要文强亲自送到四行仓库去，交给谢晋元团附安装好。这部电话既可直通外界，也可与戴笠直接联系。戴笠了解情况后可随时向蒋介石汇报。

文强立即去宋子文公馆取了电话机，先给周伟龙送去。随后赶到四行仓库。

所谓四行仓库，是当时上海有名的大陆、金城、盐业、中南四大银行联营的仓库，一幢矗立于吴淞江（俗称苏州河）北岸的七层钢筋水泥大楼。

这里本来设立有中国军队第九集团军第八十八师孙元良师长的指挥所。自10月26日日军突破大场阵地，中国军队从第一线转移到沪西时，第八十八师五二四团少校团附谢晋元就奉命率420名官兵在此死守，一方面掩护部队后撤，另一方面争取时间以待国际干预。

因他们对外号称800人，故称“八百壮士”。

这时雨已停了，闸北一带还有几处炮火击中房屋燃起的火光，浓烟直冲云霄。四行仓库就像耸立在夜色与火烟中的一个孤岛。

正在忙着布置防御工作的谢晋元，意外见到十多年未见面的黄埔军校同期同学文强，激动地先向他行了军礼，然后两人紧紧拥抱起来。

顾不上畅叙别情，文强把电话机交给他，交代说：

“这里面有‘通天术’，赶快安装起来，雨农先生等着与你通话，校长也在等着听消息呢。”

谢晋元马上叫人将电话安装起来。

文强准备告辞时，谢晋元同他紧紧握手，似有千言万语无从说起。文强不忍仓促离去，又同他拉着手坐了下来。

两人相对无言，坐了一会儿，文强向谢晋元问起防守四行仓库的人员、计划等情况，谢晋元给他作了介绍，并带他到仓库内各处巡视。尽管官兵们从进入阵地以来已经两天两夜没有睡觉，并已击退敌军两次疯狂进攻，但仓库内各处仍然显得井然有序，整洁不乱，还随处可闻慷慨激昂的爱国歌声，使文强深感振奋。

文强不知道，就在他到四行仓库之前，“八百壮士”的2号指挥官、营长杨瑞符少校刚向官兵们作了死守阵地的动员讲话，并要大家各自写下了遗书。文强这时听到的令人振奋的歌声，就是官兵们在下定必死决心之后无畏地唱出来的。

谢晋元说，官兵士气毫无问题，粮弹及生活必需品也正在筹集，不会有困难，所顾虑的是这八百孤军守护无期，若水电一断，后果就难以预料了。

文强安慰他说：

“你率八百孤军死守一个仓库，是代表了全体中国人的爱国精神和中华民族不可欺侮的民心，八百孤军并不孤。你们周围有全中国全世界正义舆论支持。日军纵然一时嚣张，但决无蛇可吞象之忧。”

谢晋元热血沸腾，拍案应声：“对！”

他拿出一个小笔记本，飞快写下几行文字，撕下纸页交给文强。

文强接过一看，只见纸页上写着：

永保万里长城在

留得丹心照汗青

文强郑重地把这张纸页放进衣袋里，与这位老同学紧紧握别而去。

“八百壮士”当时成了中华民族不屈精神的象征。

就在文强这天晚上离去后不久，上海市童子军战时服务团的女青年杨惠敏冒险给四行仓库守军送去了一面国旗。

第二天，“青天白日满地红”的中国国旗高扬在四行仓库楼顶上，激起附近围观的民众一片“中华民族万岁”的欢呼。应守军的电话要求，上海市商会又送去了一面更大的国旗。

“八百壮士”的英勇事迹极大地鼓舞了中国抗日军民。

上海市民和全国同胞以各种方式向“八百壮士”表示慰问和支持。

各国传媒将“八百壮士”的事迹迅速传遍了全世界。

四行“孤军”坚守阵地五天，击退强敌六次围攻，致敌军在阵地前弃尸200余具。

10月31日，日军全力强渡苏州河，封锁南市。中国军队放弃南翔以东、苏州河北岸全部阵地……

当天深夜，在最高统帅蒋介石严令下，谢晋元率四行孤军挥泪撤入公共租界。

“八百壮士”在五天中伤亡37人，营长杨瑞符少校最后率部撤退时被敌弹洞穿左腿重伤。撤入租界后，在被租界当局关押于胶州公园（时人称之为“孤军营”）期间，谢晋元被日本人收买的内奸暗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