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抗战的猛烈炮火声中，8月下旬，按照国共谈判达成的协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主力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11日，按照国民政府军委会命令，八路军改称第十八集团军。

国民党中央通讯社于9月22日播发了扣压已久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中共中央在宣言中公开宣布：拥护三民主义，取消推翻国民党政权的一切暴动政策和赤化运动，取消苏维埃政府，红军改编为国军。

次日，中央社播发了蒋介石在庐山发表的《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

10月2日，国共两党又达成协议，将原在南方国民党统治区坚持游击战争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开赴抗日战场展开敌后游击战争。

10月里的一天，文强正从上海法租界霞飞路走过，忽然人丛中有一人指着他高叫：

“高鼻子！”

文强一看，是一个戴着近视眼镜，穿得十分破旧的年轻人。他一时想不起这是谁了。正犹豫间，那年轻人走到他面前，满口浓重的湖南宝庆口音说：

“老兄是不是文强？我是袁裕呀，想不起了？”

文强这才猛然记起，这是他在黄埔军校时的同期同科同学袁裕，他们那时同是中共党员兼国民党员。在“中山舰事件”后国民党“整理党务”时，他们又一起声明退出了国民党，坚决保留了中共党籍。北伐前夕，他们一起被选拔到广东大学参加特别训练班学习，北伐开始后，袁裕被调到第四军左翼宣传队任第四队队长，文强则到了北伐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宣传大队。两人就分手了。

他们都没有想到会在十多年后的上海抗战街头不期而遇。

文强不顾在人行道的来往人群中，紧紧握着这位比他年长一岁的老同学的手，快活地叫道：

“原来是近视眼袁，宝古佬呀！”

原来，袁裕是湖南宝庆人，说话乡土音重，在黄埔军校时同学们就爱开玩笑喊他“宝古佬”。

文强这时才知道，袁裕已改名袁国平，原来他俩在大革命失败后都参加了南昌暴动，只是袁国平在叶挺的第十一军，文强在贺龙的第二十军，战事紧急，两人未得见面。

以后，文强在四川参加地下革命斗争，袁国平则参加了广州暴动、海陆丰武装斗争、红三军团反围剿斗争和长征。他这次是奉中共中央之命，调赴南昌协助叶挺组建新四军，将南方地区的中共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政府军委会领导下的正规军。正在赴任途中，经过上海，

两人紧紧拥抱在一起。袁国平大概意识到文强是一身戎装，而自己的穿着太破旧，先哈哈一笑，松开了手。

文强把他拉到附近一家面食店，叫了一些吃的，两人边吃边谈了一些北伐分手后的经历。文强自然也简要谈到了他如何脱离中共队伍，又在国民党方面提拔为上校。一时真是百感交集。

袁国平因另有约会，要文强给他写下通讯地址，次日上午再来拜见。文强给他写了地址后，指着袁国平的一身破旧衣衫说：

“无产阶级也得穿好一点，租界上是只重衣衫不重人的呀！”

说着，文强掏出50元钱给袁国平，袁国平坚决不收。

第二天，袁国平另换了一身整洁的服装，来到拉斐德路三极电所。

在会客室里，文强向他问起中国共产党对这次国共合作的打算，袁国平便滔滔不绝地谈起来。他高谈阔论的声音，惊动了隔壁大厅里开小型例会的京沪警备司令兼前敌总指挥张治中、右翼军总指挥张发奎、淞沪警备副司令蔡劲军及戴笠、杜月笙等人。

先是张治中过来把通大厅的门打开了一点，想听清楚一些。接着是戴笠写来一张字条，要文强把他这位共产党朋友请过去谈。

文强以为自己惹了祸，赶紧叫袁国平暂停，他急步走到戴笠身边，正待询问。戴笠已开口说：

“两位张将军都说贵友刚才讲得很好，何不请过来让大家一齐听听？”

文强回到小客厅告诉了袁国平，袁国平随他来到大厅，文强为他们作了介绍。张治中当年在黄埔军校是第四期入伍生团团长，袁国平仍称他老师，张治中则称袁国平“同学”。

于是，袁国平又把中共中央关于民族矛盾已上升到第一位、阶级矛盾已下降到次要和服从地位的理论重述了一遍，并慷慨激昂地说，全国各种力量都应该一致对外团结抗日，谁不这样做，就将成为历史罪人。

袁国平口才极好，说起来语调铿锵，感染力很强。张治中等听得频频点头。连戴笠也听得津津有味。

文强也十分高兴，国共两党能走到今天这一步，对他来说，也是很好的结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