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友社租用了法租界吕班路一座三楼三底洋房作社址。正当此时，一位湖南同乡，黄埔军校六期同学王力从杭州前来报到。文强便对他谈起，文友社要有一个看大门兼作收发的人，希望他能屈就，既不暴露黄埔军人身份，又要装作无所作为、低三下四的样子。

王力举手制止他作进一步解释，爽快地笑道：

“怎么说就怎么办。爱国工作必当卧薪尝胆。”

王力的右足在作战时负过伤，走路微跛。外人很难想到，这个瘸子看门人，竟是文友社这个反间谍机构的实际负责人。甚至连特务处派来的两个女“记者”都没有想到此人会是她们的顶头上司。

两个女“记者”，一个叫安占江，东北姑娘，曾在北平警官高等学校受过训练。另一个叫吴忆梅，曾是《上海晚报》记者，在中央警校受过训练。文强要求她们不要逞能，在受训练时学会的骑马、射箭、打枪等本事都不能暴露出来。

既是“文友”，就还得有对方的人。那个日本教授通过程克祥介绍来的三个记者，显然是日方间谍。

为了证实这一点，文强故意说，为了确定工资待遇，要进行考核，审查资历，还要有可靠的保证人和保证金等等。

那三个“记者”一听就慌了，连说他们是来为爱国尽义务，宁可不要报酬，考核等等就免了。

文强见他们不打自招地露出了狐狸尾巴，心中暗笑。

为了不让日方怀疑，对两位女“记者”仍由程、彭二人进行了考核。日谍对两个姑娘从未产生怀疑，她俩以记者身份混入同文书院和日本海军俱乐部，获取了大量情报资料。

文友社的司机也是日本教授介绍来的日本人。王力多次向文强谈起此人很狡猾，难于对付，要设法换掉才好。文强同两位女记者商量，她俩想出“以毒攻毒”的办法，在日本方面散布流言，说此人看不起中国人，太傲慢，像个日本浪人。引起议论纷纷。日本方面就主动将他调走了。

随后，文强以“招考”为名，暗中请朱学范介绍来了一位爱国司机陈阿毛。

一次，通过两个女记者引诱，他们将同文书院一个以“教授”身份作掩护的日谍上尉福田信一从法租界绑架过来。具体负责这一行动的是余乐醒的学生王业鸿。

谁知用来堵口的毛巾上麻醉剂少了，那日谍叫了起来！

当马路上的安南巡捕闻声走来时，两个女记者从容对答说，这是她们的家兄，患有精神病，要送去医院检查。终于把这个日谍顺利绑架到了南市警察局。

经过审讯，这个日本间谍教授交待了他所了解的日方在上海地区开展间谍活动的计划，供出了由他负责联系的十多个汉奸的姓名。

后来在撤离上海前夕，在扬子饭店为文强饯行时，章乃器和胡子婴带着女儿来了。章乃器特别提到，他曾担心他那两个学生经不起日本人的引诱，干出不义之事。现在看到他们能真正为爱国事业尽力，就放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