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组建别动队中，9月中旬的一天，戴笠叫文强到法租界拉都路某号章乃器先生住处，与两位上海大学毕业生见面。

章乃器为何要介绍这两位学生？见了面谈什么事？戴笠都没有交代。

章乃器是著名银行家和社会活动家，“救国会七君子”之一。他与其他六位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袖一起，因宣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释放政治犯，建立统一的抗战政府等主张，抨击蒋介石“先安内后攘外”的内战政策，而于1936年11月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并于1937年4月由苏州高等法院以“危害民国”的罪名投入监狱，提起公诉。

此事在全国引起极大民愤，宋庆龄、何香凝、胡愈之等发起了“救国入狱”运动，要求与“七君子”一起坐牢，弄得国民党当局十分狼狈。

在国内外舆论压力下，八一三抗战前夕的7月31日，“七君子”被释放出狱。

章乃器出狱后，立即参加了宋子文倡导的劝募救国公债活动。

文强赶到拉都路章乃器住处，只见两个年轻人与一位女士在客厅闲谈。见到文强进去，那女士便十分爽朗地自我介绍是章先生的伴侣胡子婴。

胡子婴既是当时不多见的女实业家，也是著名的救国会社会活动家。她给文强介绍：两个青年程克祥和彭寿，是上海大学毕业的高材生，爱国青年。他们与日本人办的同文书院某教授有友好关系，愿以这种关系为抗日事业作出贡献。

文强打量了一下这两个年轻人，程克祥长得眉清目秀，彭寿则粗眉大眼，两人个子虽不高，却都显得英气勃勃。程克祥比彭寿更善言辞，急于向文强介绍他们的计划。但文强对此不便自作主张表态，提出请章先生明日另约时间再谈。胡子婴当即说：

“我可以代表章先生答复，明日上午八时仍在我家谈。”

文强回到三极电所，向戴笠作了汇报。戴笠对利用关系打入日谍巢穴没有把握，还担心章乃器太书生气，上当受骗。但他又认为反正在租界上，跳不出我们的手心，不如将计就计，答应下来。遂决定次日文强继续去谈。

第二天，文强按时来到章家，章乃器热情接待了他，并说只负责介绍见面搭桥，具体事情由他们去谈。说完章乃器就避入内室了。

于是，文强便听程克祥和彭寿谈起来。他们谈到的设想是：由他们出面设立一个“以文会友”的“文友通讯社”，通过与同文书院那位日本教授的关系，深入同文书院及虹口地区，重点是日本海军俱乐部。他们希望得到政府支持，并提出三条请求：为他们租用一所独立的楼房作为社址，一次发给备用金法币1万元，准许购置小汽车一部，配司机一人。

文强表示原则上同意这三点意见，请他们再详细拟定工作计划和经费开支预算。

告辞的时候，章乃器从内室出来，得知双方谈妥，高兴得哈哈大笑。

戴笠听了文强汇报，马上决定连夜办妥文件，三日内将文友社这个反间谍机构建立起来。

文强原以为向他汇报后就可将此事交由另外的人去办了，但是戴笠仍要他继续干下去。于是他只好在人事科、办事处和文友社三处奔忙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