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晚赴约前，文强换了西服，检查了汽车更换过的牌照，叫司机多兜几个圈子再到约定地点。

到了那里，文强按事先交代按了门铃，一个年轻女仆来开了门，问：“是李先生吗？”答说是，女仆便将文强引上二楼。

一间屋里，灯火辉煌，正中一张条桌旁坐着四个不同年龄的人。都穿着西服。一见文强入内，四人一齐如军人般起立。

其中一个满脸皱纹、瘦小干瘪的老头伸出手来，彬彬有礼地与文强握手，还掏出一张名片递给文强，名片上赫然印着“南本实隆”四个字。

文强接过名片，表示抱歉说：

“失礼了，没有带名片。”

南本实隆仍然十分客气，说：

“杨阁下已经介绍大名是李文范少将，那就是将军李了。”

文强点头不语，等着他的下文。

入座后，他注意到其他三人都腰杆挺直，年龄在三四十岁左右，定是军人无疑。其中一个高大肥胖者，两眼一直炯炯地盯住文强看，文强不甘示弱，也瞪眼盯着看了他一阵，他才收回了目光。

沉默了一会儿，南本实隆开始谈起来。他表现出很熟悉中国的孔孟之道，对平津一带的流行语汇也运用得比较恰当，确实算得上一个“中国通”。

他先问起了文强的身世经历、兴趣爱好。

文强把事先准备好的一套话用来答复，自称是江西人，李烈钧将军的堂侄，年36岁（实际上文强才刚满30岁），云南讲武堂毕业，陆军大学十期毕业，土包子，没有出过洋，现在国军统帅部办公厅供职。

南本对所要情报一事只字不提，只约定两日后在虹口再叙，到时有车来外白渡桥等候，要文强的车停在桥头，车头前玻璃窗里都悬挂一儿童玩的小红气球为号。

说完，他就把一个没有吹气的小红气球塞在文强口袋里，又叫人取出一大捆用绳索捆好、火漆盖有中央银行戳记的钱钞送上文强的坐车，说是初次会面的见面礼。

文强与南本分手后，让汽车兜了几个圈子，开到善钟路100号一座花园洋房里。

本来苏浙行动委员会设在三极电所，后来因法租界当局发现三极电所不见男女学生，来来往往的人有许多一看就像是帮会人物，平时汽车如龙，显然不像个学校，已多次提出要进行检查。文强将此情况告诉戴笠后，戴笠一个电话打给杜月笙，杜月笙就把善钟路这座花园洋房让了出来，作为苏浙行动委员会的办公大楼（别动队总指挥部另设在谨记路）。三极电所就只作为接头处了。

汽车一直开到花园里的喷水池边。文强一进大楼，就见他的两个女助手叶霞娣和赵霭兰正焦急地等在那里。

她俩一见到文强，便迎上前来低语道：

“老板已多次问起你回来没有。我们问了其他人都不知道你的去向。快去吧，小心点。”

文强三步并作两步奔上楼去，进入戴笠的办公室后，他简要汇报了这次与南本会面情况，最后高兴地说：

“我把见面礼带回来了，但不知为数多少，未敢擅自拆启，请指定经理人员随我去验收。”

谁知，戴笠越听越紧张，听到这里，竟指着文强的鼻子嚷了起来，声音大得整座楼的人都惊动了：

“念观兄，你怎么会把毒蛇的赠礼不加考虑就带回来了？试问一声爆炸，玉石俱焚，那还了得吗？你一人上当事小，这座大楼几百人的性命怎么办？你呀，你呀！”

戴笠急得声音都嘶哑了。这是文强与戴笠相处以来不曾有过的事。

文强正不知所措时，从闻声而来围到门口的人群中走出了行动技术专家余乐醒，他这时是苏浙行动委员会技术室主任，他也不多说什么，拉着文强就下楼。

到了水池旁，余乐醒问明那些钞票放在汽车里何处，叫其他人都退到百米以外去，他独自上前，用手电照着观察了一阵，回头说：

“是银行包扎好的钞票……”

戴笠一听，冲上前来，指着余乐醒的鼻子嚷道：

“你比文强还书生气！炸弹不可以伪装成钞票样子吗？”

这一说，余乐醒怔住了，气氛更加紧张。

文强只好请余乐醒用导电线作引爆试验。余乐醒叫大家都退到内花园墙后卧倒，以防不测。

余乐醒将那捆钞票小心翼翼地提出车来，放到空地上。

试验结果，仍然没有爆炸。

文强这时不管三七二十一，拾起几块砖头扔向钞票捆，仍然没有动静。

余乐醒便取出剪子将捆扎绳索剪断，轻轻取出一扎扎钞票翻了个遍，终于确定没有问题，高兴地叫了起来：

“全是真的钞票！”

事后由经理处长张冠夫清点，全部钞票共有1万元法币。

但是当时在场的人们都不知道这些钞票是从哪里来的，为何会引起戴笠那么大的恐慌。

回到办公室，戴笠摇头叹道：

“毒蛇这份见面礼真够大方的，可见他们正在饥不择食……老兄沉着应变的精神可嘉，我的警惕过头也是不得已。过虑则愚，过敏则乱，不认真则万事无成。得失各半乃得失之失，全胜而败不如积小胜而大胜。剑及履及，步步以慎敌之心，则有备无患。反之，掉以轻心，事无不败之理。”

他摇头晃脑地说了一大通兵家理论，还不过瘾，又用他那剑拔弩张的字体在一张纸上写了下来，赠给文强。

文强知道他是想把事情办得万无一失，此后也就格外小心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