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警官学校坐落于西湖东边的上仓桥，由原来的一处古旧衙门改建而成，条件虽不算好，但面积大，能容纳两千多学员住宿、训练。警校与杭州笕桥航空学校、杭州保安司令部是当时国民党在杭州的三大重要军事机关。

该校本是浙江省政府开办的，后因省主席几经更换，无人认真过问警校事务，便逐渐被担任该校政治特派员的戴笠控制了大权，将该校从校长到各处室负责人、各队队长几乎全部换成了黄埔学生及复兴社成员。成为复兴社的人员培训基地。

文强于1935年秋冬之际辗转来到浙江警官学校。

廖宗泽见到他，首先就问：“周敦琬怎么不一起来？凭她的学历、能力，在校内校外都好安排……”

文强不便告诉他，自己来都只是权宜之计，自然没有考虑过让周敦琬也来。

在廖宗泽家里住了三四天，廖宗泽就安排他住进了警校招待所。

文强到警校报到几天后，负责管理警校事务的政治特派员办公室通知他，特派员戴笠从南京回来了，要同警校书记长王孔安一起找他们几位新聘任的政治指导员见面谈话。

戴笠和王孔安都是资历比文强浅的黄埔军校六期学生。但戴笠这时已是国民党特务组织中华复兴社的特务处处长。

这个特务处是怎么回事呢？原来，1932年3月，一批试图借助专制独裁的法西斯主义来以强力“复兴中华民族”“复兴革命”的少壮派黄埔军人，报请蒋介石批准，建立了国民党内的秘密特务组织中华复兴社，蒋介石自任社长。蒋介石还仿照当年孙中山给同盟会拟定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也给复兴社拟定了一个“驱逐倭寇，复兴中华，平均地权，完成革命”的政治纲领。

同年4月1日，组成了由戴笠主持的复兴社特务处。特务处以后实际上成为隶属于蒋介石的独立系统，一切工作由戴笠直接向蒋介石报告请示。

与此同时，国民政府为适应即将到来的抗战形势，在3月里设立了全国最高军事指挥机构军事委员会，同年9月，军委会下设立了当时尚不公开的非建制单位调查统计局，戴笠任第二处处长。

特务处与调查统计局第二处，实际上是一个单位两块牌子。

——以后，到了1938年，军委会调查统计局改组为正式建制单位，即后来所称的军统局，戴笠以副局长名义主持全局工作。

30年代初的特务处和军委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即是军统局的前身。复兴社特务处受军委会委员长蒋介石直接控制。因此特务处也就被称为“军委会特务处”或“军委会调查统计局”。

戴笠官阶虽不高，但权力却很大，说得上是炙手可热。

戴笠询问了文强他们的衣食住宿情况，表示了一番关怀后，与文强作了个别谈话。

戴笠向文强坦率地说明，已经知道他脱离共产党多年，欢迎他回到黄埔军人岗位上来，共同为复兴民族效力。戴笠还轻描淡写地随口说道：

“过去的错误就过去了……”

戴笠虽比文强年长整10岁，但在黄埔军校却比文强晚两期，而且未正式毕业。现在来当领导，文强本来就有些不大服气，一听此言，他的“湖南骡子”倔脾气又冒上来了，马上毫不客气地顶撞道：

“本人以往并无过错！回想当年，汪精卫身为军校党代表，曾号召‘革命的向左来’。校长蒋公也说过：‘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我之加入共产党，可以说是响应他们的号召，又有何错可言？”

戴笠没料到会遭到这样的反驳，微微一怔，赶紧道歉说：

“当年小弟尚未入校，不知内情。老大哥说的是正确的。我刚才说的话收回！小弟的意思只是希望黄埔同学团结起来，为复兴中华而努力。”

初次谈话，戴笠给文强留下了一个好印象。

文强按例先被派到省会警察局第一分局当了一段时间政治指导员，作为过渡。然后回到警校任职，被聘为警校正科第一队政治指导员，又称政治教官。

最初，文强曾发现周敦琬给他的来信有被检查过的迹象。他向廖宗泽提起，发了牢骚。廖宗泽向戴笠作了反映，以后再未发生过这样的事。

到浙江警校后，文强意外碰到了一个老熟人：当年同他一起随朱德入川，在万县杨森的二十军从事革命工作，曾在朱德离去后代理中共二十军支部书记的卢振纲。

1927年春杨森准备实行“清党”，文强、卢振纲等公开了身份的共产党人逃离万县后，文强与卢振纲就失去了联系。

此时卢振纲见到文强，十分惊诧和尴尬，装作不认识的样子，没有打招呼。

文强见他这样，也就不好前去相认叙旧了。他记得卢振纲当年与朱德一起旅欧留学时学的是警察学，心想，他现在倒也算是干上了本行。

——卢振纲后来在军统局内任过少将副科长，以后到了台湾，做过警务处主任秘书。60年代病逝。

文强到校任教不久，校方就发下一份加入复兴社的登记表要每个人填写。

文强自脱离共产党后，本来对再参加什么政党、组织已不感兴趣，但他得知，来到这里工作的黄埔同学都要填这个表。同事们还告诉他，中华复兴社是以黄埔军人为核心建立的一个以中华民族复兴为己任的组织。

30年代的中华复兴，如同80年代的“振兴中华”一样，在当时那个内忧外患的危急存亡之秋，是一个十分响亮而动听的口号和崇高的目标。

文强自然毫不犹豫地加入了复兴社。

廖宗泽在文强到警校工作后不久被调去甘肃兰州任省会警察局分局长。离去后，他还帮了文强一个忙。

那时，浙江警校女生队政治指导员戴学兰（戴笠同宗侄女）因病退职，而女生队政治指导员要求既要有大学学历又要有教学经验。廖宗泽得知此事后，赶紧从兰州打电话告诉文强：趁此机会把周敦琬也调来，免除夫妻分居之忧。

文强这时也已经安心于在警校从事国防教育、致力民族复兴的工作，不再有“权宜之计”的考虑。于是，经廖宗泽与文强联名保荐，周敦琬受聘为浙江警校女生队政治指导员。她辞去了在长沙的工作，将新闻事业协进会和少年通讯社交给朋友们，来到了杭州。

夫妻俩在风景优美的西湖之滨团聚了。他们在离警校不远的城隍山下租了两间房屋，安顿了新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