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2月，在日本发生了少壮派军人发动法西斯军事政变的“二·二六事变”：20余名法西斯青年军官率领1400余名士兵在实行“昭和维新”、建立军人政府的口号下，于2月26日凌晨占领了陆军省、警视厅、首相官邸、陆相官邸等要害地方，杀死了内大臣、藏相、陆军教育总监等要员。尽管这场兵变短短三天便被平息，但是日本从此加快了法西斯化和侵略扩张的步伐。
消息传来，正在全力从事国防教育的文强，意识到日本的进一步法西斯化，将更加变成为中国最凶恶的敌人。为了更好地研究日本，知己知彼，他在警校发起成立了日本问题研究会，把日本作为中国的头号假想敌，从反抗侵略、对日作战的需要出发，进行多方面的研究。
周敦琬也全力投入到为文强整理日本问题研究资料的工作中。她帮助文强抄录书报资料，整理研究笔记，有时忙得来废寝忘食。经过一番辛勤劳动，他俩竟积累了30多本研究资料。
——这些资料以后被周敦琬带回重庆江津县老家，珍藏于大姐处。周敦琬病逝后，文强回乡扫墓时，大姐还给他看了保存完好的那些资料。后来大姐去世，资料也就不知去向了。
1936年初夏，忽然有几个四川口音的男女青少年来到浙江警校求见文强。
文强一见，又惊又喜。原来，他们是七年前在四川与文强并肩战斗过的著名共产党人、一路红军总指挥李家俊烈士的三个妹妹和李家俊的独生儿子。六年前，文强从陕西回川寻找中共四川省委，曾在路经开江县广福场王维舟家时见过他们一家人。
听了李家俊妹妹的讲述，文强才知道，李家俊在重庆被刘湘杀害后，他们的父母也在贫困和抑郁中相继去世。曾经资助过他们的王维舟已离开家乡，率川东游击军转移到红四方面军根据地去了，同他们失去了联系。他们一家大小生活无着，求助无门。好在李家俊的大妹李幻人辗转找到了曾经相识的廖宗泽，廖宗泽不忘当年共产党人的旧情，热心相助，介绍她进入浙江警校正科第三期学习，现已受训毕业，作为实习生开始了工作。
李幻人有了职业后，便叫另外两个妹妹带着李家俊的独子一起来了，尽管李幻人决心终身不嫁，安心抚养兄长的遗孤，但她一人的薪水仍然难以养活几口人。于是，他们想又来向廖宗泽求助，却不知廖宗泽已调去甘肃兰州了。
幸好从警校特派员办公室得知文强也这里，他们便找来了。
帮助他们渡过难关自然是文强义不容辞的责任。于是，他去找到政治特派员办公室书记长王孔安商量，由他介绍，以李幻人作担保，安排李家三妹李梦痕进入浙江警校电训班学习。李家四妹和李家俊的独子年龄还小，文强便资助他们继续上学读书。
文强还请了两天假，带他们去花香鸟语的西湖游玩。在游玩途中，又听他们谈了许多关于李家俊的往事。抚今追昔，文强感慨不已。
为了资助李家姐妹和烈士遗孤，文强和周敦琬节衣缩食，尽可能地给他们以帮助。周敦琬还把文强新置的一辆自行车送给了李幻人。
——廖宗泽与文强当时都是出于人之常情，不忘旧谊，而给予昔日中共战友和烈士的亲属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但没想到这却给她们带来了祸患。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在左倾路线肆虐时期，李家俊的妹妹们被当作“叛徒”批斗，并抓到李家俊墓前下跪请罪，整得死去活来……
1936年暑期，浙江警校正科第四期学员毕业后，文强奉调参加了为迎接对日作战、加强国防教育而举行的一个半月大中学校暑期军训工作。他担任了大学组（包括国立浙江大学和之江大学两校）的政治指导员。
这时正值国难当头——
自1933年初榆关（山海关）被日军攻占后，北平故宫博物院及各文化机关纷纷南迁；
随即，承德、古北口、北戴河、昌黎、滦州、多伦等地相继沦陷，
河北省政府被迫迁往保定；
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在日军扶持下建立起了伪“满洲国”；
苏联竟在此时将当年沙俄为侵略目的而在中国东北修建的中东铁路非法卖给了日本；
按照国民党当局代表何应钦与日军代表梅津美治郎为调解华北冲突而达成的《何梅协定》，国民党中央军及宪兵均被迫撤离北平、天津，平、津等地国民党党部及复兴社等组织被迫宣布“撤销”，转入地下；
以汉奸殷汝耕为首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以内蒙德王为首的伪军政府，伪满军李守信部的张北“临时军政府”等傀儡政权，相继在日军刺刀下成立……
在这样的“危急存亡之秋”，参加军训的青年学生和教官们无不抱着待命出征、抗日雪耻的信念，异常热情投入。
军训结束后，邻近几省参加军训的学生还集中到南京，接受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的检阅。
军训检阅归来，复兴社在浙江警校、笕桥航校和省保安司令部的政治指导员们又奉命到浙江各地为中华复兴作国防教育的巡回视察、宣传。
文强到了浙西桐庐、淳安、遂安等地，向各县教育界人士宣传国防教育的重要意义，并从国际形势讲到历史上甲午战争及两次日俄战争的教训，号召人们勿忘越王兴国、卧薪尝胆的启示……
在这期间，文强突然接到家乡的胞弟文健来电，他们的父亲不幸患水肿病去世。
在这样的形势下，国防教育任务很重，不能请假，上司只同意文强预支了三月薪俸寄回家中作丧葬费用，他和周敦琬在杭州为父亲举行了遥祭仪式。
在警校不到一年，文强就以他认真勤勉的工作获得了一致的好评，戴笠的特派员办公室还评定他是最出色的政治教官。
文强这时对中国共产党已经不再抱有信心。他认为在左倾路线反复折腾下，中国共产党已经元气大损，不能再有什么作为。官方新闻及民间传闻中，有关中共的消息也越来越少。国民党政府这时已开始对抗日进行准备。“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已经改变为安内（稳定国内政局）与攘外（抵御外来侵略）并重。1935年底召开的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提出了“国防建设”概念，国民党政策的重心逐渐由对内转向对外，由“剿共”转向抗日。
当时国民党的力量，在毛泽东写于1936年底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有这样一段概括：国民党“已改造了它的军队——改造得和中国任何一个历史时代的军队都不相同，而和世界现代国家的军队却大体相同，武器和其他军事物资的供给比起红军来雄厚得多，而且其军队数量之多超过中国任何一个历史时代的军队，超过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常备军。它的军队和红军比较起来真有天壤之别。它控制了全中国的政治、经济、交通、文化的枢纽或命脉，它的政权是全国性的政权。”
毛泽东对国民党力量作出这样的总结，是为了更好地与之展开革命战争。
而对这时已站在政府立场上的文强来说，从同样的事实出发，则只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要战胜日本侵略者，复兴中华民族，只能依靠执政的国民党。
同时，文强在他工作和生活的警校内，接触到的是一批年轻有为、一心报国的少壮派国民党人，大家都全力在为对日作战、复兴民族摩拳擦掌进行准备。此时的国民党在文强眼里是一个处于上升时期，励精图治、发愤图强的形象。
以往他曾坚信，要使中国人民得到自由和幸福，必须以暴力推翻现存政权。而现在他却坚信，只有维护和巩固现存政权，保持国内政局的稳定，才能确保救亡图存和复兴民族的目标。
他这时已心无旁骛地跟定了国民党。
在警校期间，文强得知，他父亲的好友程潜将军，已于1935年底被任命为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谋总长，便去信祝贺。
程潜听说文强在浙江警校后，多次来函要调文强去参谋本部工作。戴笠闻讯后竭力挽留。并因文强与程潜这样的“党国元老”的特殊关系而对他倍加青睐。
于是，文强便得到了比同时进校工作的其他黄埔同学更快的升迁。
而这又自然使他对戴笠怀有了更深的知遇之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