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就在“社论事件”之前，一天文强到省财政厅采访归来，走在中山东路上，意外见到一辆飞快驶过的人力车上坐着廖宗泽。他急忙招呼，廖宗泽闻声赶紧停车下来。
两个老同学、老战友几年未见，生死不知，突然异地重逢，真是高兴万分。廖宗泽听说文强在办报纸，便说他们又成了同行，他也在一个军事杂志社当记者。
因廖宗泽要赶乘火车去武汉，不及细谈，文强给他留下了地址，约定下次再见。
十多天后，廖宗泽带着妻子劳雅文和1岁多的女儿来到长沙，住到了文氏世馆。这时，文强与他才有时间畅叙别情。两人谈至半夜，意犹未尽。
文强这才知道，廖宗泽在他出川后不久，也离开了四川。
作为在第一线工作的军事干部，廖宗泽在“立三路线”时期就对左倾领导不顾条件蛮干硬拼以至拼光“家当”深为不满，而推行王明路线的中共中央反倒批判“立三路线”的右倾，要求各地党组织的工作要更加左，他们当然更无法接受。
四川省委对文强事件的处理，也使廖宗泽寒心。他与罗世文的冲突自然是难免的。
他对文强抱怨说，再这样搞下去， “不死于盲动政策，也会死于整人政策”，因此他不想在共产党内再干下去了。
正在这时，因九一八事变后民族矛盾上升，国内抗日救亡呼声高涨。已先行离开四川的另一个黄埔同学、曾在四川与文强和廖宗泽一起从事兵运工作的中共军事干部陈远湘，从南京来信告诉廖宗泽，蒋介石已发话，黄埔同学只要愿意归队为国效力，都不计前嫌，不追究过去活动，不要求悔过，一律安排工作。
于是，廖宗泽也离开了四川。到南京黄埔同学会报了到。
曾长期主持黄埔同学会工作的曾扩情多年后回忆：
蒋介石在对阎锡山、冯玉祥战争结束后不久，特令我在南京成立一个“自新同学招待所”，并派我为招待所主任……公开宣布：凡属黄埔同学，无论参加过任何反蒋集团的活动，只要悔罪归来，决不追究既往，并不迫使作任何交待，而且待遇从优。前后约半年时间，共招待了一百二十人左右，计：共产党同学余洒度、陈烈、韩浚、廖宗泽等十人左右；参加“改组派”的同学郭仲容、陈远湘等四十余人……蒋介石并分批召见了这些人，每召见一批，都由我陪同一起。他对共产党同学颇为客气，毫不追问共产党的活动情况，只问其家庭和其本人的生活情况，望他们今后好好地安心工作，定有光明的前途。
作为黄埔同学会变种的“自新同学招待所”，大概因“自新”二字不大好听，又被称作“军校毕业生调查课”，或者干脆就被简称为黄埔同学会。曾扩情在回忆中将陈远湘错记为改组派了，其实陈远湘与廖宗泽一样，也是共产党。
——“归队”后的原共产党人陈远湘、廖宗泽，后来均当上了国民党将军，均在解放战争中被俘，同文强一样成了国民党战犯。廖宗泽在“文革”中病逝于抚顺战犯管理所；陈远湘后来与文强一起获得特赦。
在“九一八”“一·二八”之后，一批黄埔军校出身的中共军事干部陆续“归队”投入国民党阵营，除去个人原因之外，更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
国难当头，他们都是热血青年，急于报效祖国，施展抱负，正当此时，外边有中央政府蒋介石“拉”，中共党内又有左倾路线“推”……
不要小看这个左倾路线“推”的力量。
对外，左倾路线大搞关门主义，甚至到了不以国事为重的地步。不论是对马占山、李杜领导的东北抗战，蒋光鼐、蔡廷锴领导的上海抗战，还是对冯玉祥、宋哲元等人领导的长城抗战，中共中央都不仅不伸出合作、援助之手，反而还指斥那些国民党抗日将领为“欺骗”“阴谋”。
在“一·二八事变”爆发后，正当十九路军在上海英勇抗击日本侵略军，蒋介石派张治中率第五军赴沪参战，全国各界民众对抗战军人们给以热情支持时，左倾到极点的中共临时中央竟在《中央关于上海事件的斗争纲领》中，号召国民党军“革命的士兵们，杀掉你们的长官，加入红军！”当时在上海战场上的国民党军的“长官”们，许多人是写下了遗书后投入对日作战的（其中一些“长官”就牺牲在这战场上）。假如他们知道了中共中央的这个“斗争纲领”竟对他们的士兵发出这样的号召，会有何感想？
与此同时，中共左倾领导还按照斯大林的眼色行事，夸大日本进攻苏联的危险，提出既脱离实际又脱离中国民众的口号：“武装保卫苏联！”这又使得中共在这方面大失人心。
对内，左倾路线大搞“肃反”，不少为中共事业英勇奋战的军事干部没有死在战场上，却死在自己人的“肃反”枪口下。
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些人脱离中共队伍，甚至站到政府（国民党）一边去，就不足为怪了。
在曾扩情提到的那批到黄埔同学会报到“归队”的“共产党同学”中，最有名者当数余洒度。
余洒度是黄埔军校第二期毕业生，在校时即是中共黄埔军校二期支部组织干事、周恩来领导的《血花剧社》主要演员、以共产党人为骨干的青年军人联合会主要成员。
南昌暴动时，余洒度是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一般简称武昌国民政府警卫团）中校团附兼第一营营长，与团长卢德铭、政治指导员辛焕文等一起率部参加南昌起义。赴南昌途中，为防被总指挥张发奎派人拦截，弃船登岸步行（文强奉命去接他们因而没有接到）。
他们因步行耽误了时间，尚未到达南昌时，起义部队已经弃城南下。经研究，卢德铭、辛焕文与韩浚（参谋长）三人离队去追赶起义部队（旋即接受湖北省委指示返回部队），余洒度任团长率部到江西修水地区休整，与平江、浏阳农民自卫军汇合，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秋收暴动，余洒度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卢德铭归队后任总指挥。
1927年10月中旬，暴动部队中的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派余洒度向两湖省委汇报工作，请示机宜。余洒度于10月19日给中共中央写了《警卫团与平浏自卫军合并原委参加此次两湖战役报告略书》，刊于《中央政治通讯》第十三期上，成为日后研究秋收暴动的重要文献资料。
此后，余洒度脱离了中共组织，参加了邓演达领导的秘密反蒋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即当时所谓“第三党”，农工民主党的前身），在上海法租界专门负责组建“黄埔革命同学会”，组织黄埔同学起来投入反对蒋介石的斗争。
1931年8月17日下午，邓演达因叛徒告密而被捕。当晚，黄埔革命同学会被破获，负责人余洒度、陈烈等20余人全部被捕。
押解南京后，蒋介石采纳了戴季陶的建议：对邓演达处置从严，对黄埔同学处置从宽。于是，蒋介石派人向余洒度等提出，只要“归队”参加政府工作，即可恢复自由，既往不咎。
余洒度的“归队”，在黄埔同学中的影响自然非同一般。
三年后，余洒度于1934年在六十一军政训处少将处长任上，被北平宪兵三团团长蒋孝先以“走私和贩卖吗啡”罪名逮捕，押到南昌，由蒋介石下令枪毙。此案真相如何？不得而知。
廖宗泽到设于南京三道高井一旧式院落里的“自新同学招待所”报到后，参加了在这院落后进房屋中举办的参谋本部特务警员训练班。
这个训练班因位于洪公祠旁边，又被称作洪公祠训练班或洪公祠特警班。第一期有30名学员，于1932年初夏开学，受训6个月。年底毕业后，廖宗泽被派往杭州，在浙江警官学校特警班任队长。
不过，在与文强的这次谈话中，廖宗泽并没有对他详细说明浙江警校的具体情况。他只是说起警校工作在当前如何重要，如何有前途。并建议说，如果愿意，他可以推荐文强到那里去任教。
廖宗泽在长沙期间，还介绍文强认识了主持黄埔同学会长沙通讯处的两个负责人，一个是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的蒋肇周，此时在驻长沙某部队任政训处长；另一个是留美归来后曾任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教官的何浩若，此时在长沙负责全省军事训练工作。
廖宗泽向他们透露了“文浮生”也是黄埔同学，真名文强。
随后，蒋肇周与何浩若曾多次来文氏世馆拜访文强，直呼“文强同学”，还请文强吃过饭，表示欢迎他回到黄埔同学岗位上来为国效力，不计前嫌，以救国为重；并要文强帮着多联络其他黄埔同学。
文强知道自己的真实姓名已经暴露，在长沙打埋伏是打不下去了。“社论事件”又树敌招风，若再被人查出在四川的“共案”，更不堪设想。
尽管文强不大高兴廖宗泽把他的真实姓名透露给了蒋肇周和何浩若，但看来蒋、何二人对他并无恶意。何况廖宗泽是他共过患难的多年老友，仍然是信得过的。
为了免遭何键的毒手，他终于下定决心，远离长沙，借他那块黄埔同学的招牌，先到廖宗泽那里暂避一时。
他去信到廖宗泽处言明此意。
廖宗泽很快便发来电报，告之已在浙江警校为他联系好工作。
文强于是开始了他传奇人生的重大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