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文强在长沙明德中学读书时，每年寒暑假回家，都要经城西湘江中的小岛水陆洲（即毛泽东《沁园春·长沙》词中写到的“桔子洲”）乘船两次过渡。那时，他便看到岛上林立着外国人修建的别墅洋楼，围满铁丝网，中国人不能靠近。

文强当时就对此现象极为反感，每次经过水陆洲，都要在沙滩上拾一小颗白色鹅卵石带回家去，用墨笔写上“仇讎”二字，用白纸包好，珍藏于插花笔筒中。寒来暑往，笔筒里装满了这种“仇讎”石。

1926年北伐军过长沙时，因军情紧急，文强未能回家探望，老母闻讯，遣胞弟文健来省城相晤，还特地带来了装满“仇讎”石的笔筒给文强过目，并告之母亲望他在“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国民革命中努力杀贼。文强深为母亲的激励所感动。

到了“九一八”“一·二八”之后，日本已成为中华民族的头号敌人，日本军舰继续到长沙停泊，就成了向中国人民的武力示威，抗日情绪高涨的民众再也不能容忍。

就在与士绅、团总们的官司打赢不久后的一天，文强得知，省府居然派出了代表登上驶来长沙的日本军舰表示慰问！

他不禁怒火中烧。作为一个青年新闻工作者，他绝不能容忍这种媚敌行径。

他马上组织人写了一篇社论《荒谬言动》，矛头直指省府当局。

这一下捅了马蜂窝。

当时主政湖南的是有名的军阀何键。

何键这个名字，如今的青年读者多半会感到陌生。然而在当年，在抗日战争前的湖南，就如同当时四川人对刘湘，山西人对阎锡山，山东人对韩复榘的名字一样，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

大革命时，何键原为唐生智部三十五军军长。正当北伐中，湖南农民将“革命军人”何键的父亲作为地主恶霸捆绑游街示众，何键得知后一直怀恨在心。不久，他嗾使留守长沙的部下军官许克祥等发动反共事变，袭击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党部、工会、农会、党校等机关，屠杀共产党员和其他革命人士，这就是继蒋介石“四一二政变”之后又一次震惊全国的“马日事变”。

以后何键主政湖南多年，“剿匪”“清乡”，杀人如麻。他率部参加了对中央红军的第一、二次围剿，并在第五次围剿中担任西路军总司令，在中央红军长征时又任追剿军总司令兼湖南省保安司令。

其人政声之恶劣。竟使得一代文豪鲁迅先生专门写了一首诗来骂他。

省府得知“文浮生”主持的报纸谴责了他们，先派人传去文强，要他对社论作出更正。这自然被文强毫不含糊地拒绝了。文强高傲地回答：世界各国新闻界从无对社论作更正的先例。 文的不行就来武的。一天，一伙受到指使的特务、流氓冲进文强住地，也就是湖南全省新闻事业协进会和少年通讯社的办公地点文氏世馆，砸东西，扔屎罐，闹得乌烟瘴气，临走时，还丢下一句话： “要捉拿文浮生归案！” 文强事后去警察局报案，却被告知，那伙人是“四路总部”特务营的便衣。所谓“四路总部”，即是何键担任总指挥的原“讨逆军第四路军总指挥部”。

文强又一次危险临头。

文强回到乡间躲避了一段时间。

他本来还认为，全国抗日救亡情绪日益高涨，有舆论支持，何键不敢对他怎样，他还想坚持在长沙，继续推进刚开创的新闻事业。

但他的叔父和父亲都劝他最好先避开何键的锋芒，不必与之硬顶，特别是要防止被何键查出文强在四川的“前案”，以“共匪”罪名加害。父亲还劝他不要死守长沙一隅，“好男儿志在四方”。

文强与周敦琬反复商量后，决定离开长沙暂避一时。

离开长沙到哪里去？这时，文强想到了一个人。

此人又是他的老朋友廖宗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