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强的叔父文任武、文饱秋等人，早已从四川报纸上得知他在四川干共产革命和被捕、脱逃、遭到通缉等经历，一再告诫他不要露出“红帽子”，不要卷入地方政治斗争。他父亲还曾建议他去找程潜，请程潜向蒋介石说情，下令撤销对他的通缉令，以绝后患。但他考虑到程潜与孙中山关系虽好，与蒋介石的关系并不算好，程潜去说情，反而有可能弄巧成拙，便将此议搁下了。

尽管有这些顾虑，但文强毕竟已经习惯于以天下为己任，一切以国事为重，而国家大事与政治又总是牢不可分的。他终于还是又卷进政治斗争中去了。

这时，长沙国民党内的派系斗争愈演愈烈。1933年秋，湖南选举出席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两派斗争更趋激化，长沙的国民党人分成了甲乙两派，人们按照甲乙二字的外形，分别叫这两派为钻子派和皮刀派。钻子派依附于国民党中央CC系的势力，皮刀派则是以湖南省主席、老军阀何键为首的地方势力。两派勾心斗角，势同水火。

文强他们在创办新闻事业协进会时，是利用钻子派的关系得以登记的，因此，尽管他们不愿介入地方派系斗争，但却很难保持中立，而被皮刀派视为了眼中钉。

文强在长沙本已十分注意谨言慎行，但终于还是因其嫉恶如仇的本性，惹出了麻烦。

在湖南历史上，每遇大旱，即会出现官绅结合的迎神求雨活动，绅士倡导，官府“响应”，无论是清朝的巡抚还是民国的督军、省长，都要假装顺应民心，积极参加祭神活动，以掩盖当局在抗灾救灾上的无能。往往一闹就是十天半月，并且由各地团总老爷挨户派款，借神敛财。

1934年8月6日，因湖南全省大旱，长沙士绅又大搞“迎神进城”“禁五荤求雨”的鬼把戏。堂堂省主席何键竟也通电全省，要求禁五荤以祈雨，并于次日亲赴南岳祝融峰祭神求雨。

文强哪里看得惯这样的荒诞愚昧之举。他搜集到一些团总派款的单据，向报界揭发士绅借神敛财的恶行，并在《湖南建设日报》上发表文章抨击此事。

当时长沙有一个市团防联合办事处，是彭德德怀率红军攻打长沙时土豪劣绅们逃到城里临时建立的非官方组织，这时全城还有20多个团总，是一股不小的势力。这些人见文浮生小子居然敢发表抨击他们的言论，大为恼怒，便以7个团总出面向长沙地方法院提起诉讼，控告文浮生诽谤了市团防联合办事处的团体名声和他们的个人名声，要向他问罪。

但是长沙新闻界全都站在反对借神敛财立场上，律师公会也站在进步新闻界一边。文强又在同行帮助下搜集到一大批以往报上刊登过的抨击迎神敛财活动的文章——那时士绅、团总们有恃无恐，不把新闻传媒看在眼里，从未提出过反驳或更正。

正在法院审理此案期间，却有人从背后捅了团防联合办事处一刀。

原来，此时主持长沙市政筹备处的何文元，既依仗自己与何键是同姓同族的条件，又拉上了国民党省党部中央系的关系。为了争取新闻界的支持，他下令发出布告，宣布市团防联合办事处是“乘共匪进攻长沙时擅自成立之不法机关”，予以取缔。

这一来，使得那些士绅、团总们不知所措，乱了阵脚。

法院经过公开审理，判决文浮生无罪。

文强走出法院时，一大群支持他的新闻界朋友将他像得胜英雄一样簇拥着送回文氏世馆。

团总们不服，又向省高等法院上诉，仍被驳回。

这一次胜利，使“文浮生”出了名。

但出名不见得是好事。

文强很快就面临了更为险恶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