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的长沙，有关红军的消息似乎已十分遥远。三年前红三军团攻打长沙时的急风暴雨，已成为老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自从上海“一·二八事变”之后，民族矛盾迅速上升，全国到处掀起抗日救亡**，湖南也一样民气高涨，爱国、救亡已成为时代的主旋律。

文强毕竟是一个只有20多岁的热血青年，到长沙后，他不甘寂寞，忍不住又以文浮生、或若梦等名，写了许多以抗日救亡为题材的“竹枝词”给各报投稿，这些民歌体小诗真实反映了当时群众的抗日情绪，如：

甲午奇耻总未雪，神圣国土岂容裂。

倭寇侵凌北大营，辽东半岛皆染血。

水陆洲头鼓角闻，隔江民气壮三军。

天心阁上旌旗舞，怒指倭奴必自焚。

没想到这些诗稿竟一投即中，得到发表。从此文强一发而不可收，又撰写新闻、评论投稿。

很快，他便以文会友，在长沙结识了不少新闻界同行，并且在新闻界崭露头角，先是《南岳日报》聘他为特约编辑和记者，随后，又有一民办小报《湖南建设日报》聘他作副主笔，另一位朋友又请他主持《湖南少年通讯社》。

不久，文强又通过堂叔文任武的关系，与湖南《大公报》《全民日报》等大报建立起友好联系，他们团结了10多家小报、40多家小通讯社，这些“文人乞丐”们互通声气，同官办的大陆、博闻、正谊、亚东等所谓“七通”（七家大通讯社）展开斗争，扩大了影响，于1934年夏建立起了湖南全省新闻事业协进会。文强被推选为执行委员、常务理事长。

在与官办的记者公会较量中，他们占了上风，竟使得市政筹备处接受了他们送去的公函，限令记者公会停止活动，撤销注册，向新闻事业协进会登记……

周敦琬得知文强在长沙打开了新局面的消息，也从北平回到长沙，以周坚如之名担任了少年通讯社的内勤记者，不久又在新闻事业协进会中担任了秘书长，同文强一起投身于新的事业。

不了解当时情况的人，很难想象当时办报的艰难。

著名报人徐铸成在《报海旧闻》一书中写到他在1934年到长沙时所了解到的湖南《大公报》情况：

这张报纸经费极困难，全靠张平子艰苦支撑了多年，全编辑部只有他一人唱独角戏，此外，只有一个信差到各机关取稿兼收发并料理伙食。四版稿子，全由张平子一个人编辑，尽管主要靠剪子、浆糊，也要费些功夫。校对也由他一人包办。每天从早到晚，要工作十几个小时。

湖南《大公报》这样的大报尚且如此，可想而知，文强供职的小报《湖南建设日报》会是何种景况。

当年在长沙大西门与小西门之间，有一个叫藩城堤的地方，那里有一片占地约40余亩，一字排开的两进、二层、包括大小房间约30间的旧式建筑，它是文强的祖父在清光绪二十五年前后联合13县文姓头面人物集资建立起来的文氏世馆。建馆的目的是既便于13县文姓头面人物来省城聚会，又便于文氏子孙到省城入学寄宿。

文强这时租用了文氏世馆东边一间较大的房间居住，相邻的一间花厅，除个别时候举行例行族众会议外，平时也由他支配，用作了全省新闻事业协进会和少年通讯社的办公处。

事业发展了，但文强仍时时想到自己的处境。他不得不提防着有朝一日被国民党当局“缉拿归案”。

为了找到靠山，他想到了父亲文振之早年在同盟会时的好友程潜和李烈钧。

经多方打听，得到李烈钧和程潜的通讯地址，他分别写了信去向他们问安。

程潜的回信十分热情，并说到希望文强能有一天到他的身边帮助工作。程潜与文强的父亲曾于辛亥革命前一起留学日本，一起在日本参加了同盟会，结成密友。1928年程潜任湖南省政府主席期间，因与桂系军阀争夺两湖地盘，被时任国民党武汉政治分会主席的桂系头领李宗仁以“跋扈不法”等罪名扣留，后被停止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职权，软禁于武汉三年，九一八事变后才得以恢复自由，重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

文强在长沙期间，程潜曾回湖南一次，在长沙与他见过面。谈话中，程潜先建议文强到陆军大学去学习一个时期，他好将其挑选到身边工作。随后他又说，先作另外的工作过渡一下也好，等他有了实权再到他身边不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