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里，文强带着周敦琬回到了他长沙乡下的老家，湘江西岸麓山镇文江乡枫树嘴。

他们打算回乡探望后即赴上海找周恩来。

他们渡过湘江，乘汽车在离乡一华里处的金马桥下了车，正在欣赏四周众山皆白的雪景，忽有一人上来接过了文强手中的行李。

文强一看，原来是亲戚许家表叔。表叔看了看周敦琬，高兴地祝贺文强带着新媳妇荣归。说着，他又面露愁容，摇头叹道：

“游子千里来归，针衣手线所感，何其神也！”

文强听他说得有些奇怪，急问缘由，方知母亲文刘玉莲当天早上刚刚去世，入殓后尚未封棺！表叔以为他是遥感到噩耗才赶回来奔丧的。

文强闻言大悲。他万万没有想到，刚一回乡竟遭此打击。

他才7岁时，父亲就远去云南追随蔡锷将军参加讨袁护国革命，一去13载，家中全靠母亲一手将他与弟妹们抚养成人。后来几次遇到危难，都是有了母亲的关怀、资助，文强才顺利渡过难关。

母亲患肺病多年，文强一心忙于革命，竟一点不知……

一路上，表叔又告诉文强，他家一年来迭遭不幸：他父亲最心爱的小女儿，文强的小妹，芳龄17岁的桂娟，已因患肺病夭折，文强的弟媳及其不满周岁的男孩也不幸病故。

一年内家中竟连夭四口人！他父亲遭此打击，人已老了许多……

文强到了家里，看到灵堂白幔，一下扑了上去，抚棺大哭，连身后的新媳妇周敦琬也未顾得上给家人介绍。还是表叔为他作了介绍。

文强与周敦琬依照乡俗，披麻戴孝，守灵送葬。

丧事办完后不久，已是一年一度的春节。他俩的意外归来，给连遭人祸的家庭增添了喜气。父亲希望他们能多住些日子。

于是，他们去上海的行期便拖下来了。 文强的父亲文振之，曾于湖南优级师范学校毕业后留学日本，与孙中山、黄兴、蔡锷、李烈钧、程潜等十分相好。蔡锷在云南组织讨袁护国军前夕，文振之的姨父张靖正在蔡锷幕府任参军，他给文振之发来急电，邀其入滇“共襄义举”。文振之毅然别妇抛雏远去云南，参加蔡锷幕府机要，担任了“红文案”（即有权用朱笔批公文的秘书长一类角色），后来还作过云南省高等审判厅厅长。 北伐革命时，为表示拥护国民革命，与北洋军阀系统断绝关系，文振之提前告老还乡。此后在家乡兴办教育事业。 这次对儿子和媳妇的突然归来，文振之没有多问。文强为了不让老人担心，只说是川局动乱，避祸而归。老人根据他的人生经验，建议他们值此乱世，要懂得明哲保身，最好先在家乡暂避一时。

文强明白父亲爱护儿子的良苦用心，他和周敦琬商量后，决定顺从老人的意见，先在家乡栖身下来，再设法与上海中共中央联系。

于是，文强在其父办的文氏崇实女子职业学校担任了代理校长，周敦琬则在校中担任了教员。 刚刚结束了颠沛流离的动乱生活，文强的心情有一阵短暂的闲适和轻松。这从他当时所写的一首小诗可以看出来：

故里春风畅，相思入洞庭。

麓山花似锦，爱晚几枫青。

不过，这样的心情并不持久。

安顿下来后，文强和周敦琬便寄信和托人带信去上海，通过他们知道的通讯处和联系方法，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系。

可是，一封封信都有如石沉大海。

5月初的一个黄昏，夕阳的余晖在湘江水面颤动。一群水鸟拍打着翅膀掠过江面，消失在苍茫的暮色中。

文强与周敦琬身穿素服，来到湘江边上。他们从提来的竹篮里取出酒礼、香烛，在河滩上摆好，然后面对四川方向，双双跪下……

这天是刘愿庵烈士殉难周年的忌日。他们特地来到这无人的江边祭奠烈士。

划燃的火柴，点燃了香烛，也点燃了他们手里的挽联。挽联上写着：

愿庵烈士千古

生死何足论，黯黯巴山秦岭，兴歌烈士千秋泪

遗书诏后继，悠悠湘水岳云，遥寄英才万古悲

周坚如、文莱之携手泣挽

火焰跳跃着，在江风中迅速燃起，挽联转眼就化成了灰烬，像一只只灰黑色的蝴蝶，随江风飞去……

久久不能与上海中共中央取得联系，文强实在按捺不住，与周敦琬商量后，两人又瞒着父亲，假称去武汉找朋友，于9月里去了一次上海。

来回半月，他们在上海逗留了5天。当年周敦琬在中共四川省委负责秘书处工作，派到上海与中共中央联络的介绍信都是她经手写成并由她交代接头方法。这次，他们把所知道的联络通讯处都想方设法去打听了一遍。

但是毫无结果。

就在这段时间里，国民党军加紧了对红军根据地苏区的围剿。鄂豫皖苏区中心区新集、湘鄂西苏区中心区瞿家湾等相继被攻占。

文强与周敦琬只见上海、武汉等地一片白色恐怖，不敢久留，只得失望而归。

他们一点也不知道，自从上一年4月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6月总书记向忠发叛变后，中共中央在上海的处境已经空前艰难。已往的对外通讯关系，已经全部切断，旧的联络方式已经全部废止。

他们想要找的周恩来，也早已在上一年年底离开上海去了江西中央苏区。

他们找党中央、找周恩来申诉并请求另行安排工作的想法，完全落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