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都的另一位中共军事干部，曾在文强之前到旷继勋部担任过旅委书记的李守白，得知文强要走，在一天夜里赶来向他辞行，并赠送了40块钱给他作旅费。

秋江上，扁舟一叶，顺流直下。

文强与周敦琬就跟去成都时一样，无心欣赏沿途风光。

只是这时的心情与去成都时大不相同。去时是急欲见到省委，准备投入新的战斗；而这时却是心情沉重，不知前途将会如何。

真是雪上加霜。他们沿途又几经风险。

在犍为附近的险滩，几乎翻船落水葬身鱼腹。过岷江与金沙江交汇处时，黑夜里小舟又在石梁上撞了一个大洞，幸得一船夫以身裹被奋力堵漏，才得以平安靠岸抢修……

总算平安回到了江津。

周敦琬让文强仍到城里，在黄生家中暂住，自己先在白沙镇登岸，去找大姐筹措旅费。

随后，考虑到此去前途茫茫，用费必不会少，她又到城里去找在县教育局任局长的六舅邓鹤丹筹措旅费。——当年大革命失败后，周敦琬领导中共江津县委组织营救被军阀逮捕的革命师生，时任江津中学校长的邓鹤丹也积极协助营救，因未能保释出被捕师生，他还愤然辞去了校长职务。

邓鹤丹一向支持周敦琬，也不问她要钱做什么，就写好了去盐号取款的票据。

他还告诉周敦琬，吴芳吉已应他之邀，来江津任中学校长，还曾向他打听过周敦琬与文强的下落。

周敦琬此时生怕文强还未出川就遭遇危险，也顾不上去拜访这位白屋诗人了。

本来，在文强与周敦琬婚后不久，两人就已研究过发展吴芳吉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的事，还与吴芳吉郑重交换过意见。

但因文强被捕、出逃等一系列突发事变，吴芳吉加入共产党的事便搁置下来了。

吴芳吉应在报上看到了文强被捕和出逃的消息，也许他去储奇门河边那幢吊脚楼找过周敦琬，但自然已是人去楼空。正当此时，家乡的好友邓鹤丹和县长谷醒华（曾是国民党左派）来信邀他去县中学主持校政，他便辞去了重庆大学教职，多少带有几分惆怅，回到了江津。

他回到江津之时，文强应还躲避在白沙镇乡间养病。那时周敦琬一心照料文强，又唯恐文强被人发现行踪，即使知道了吴芳吉回到江津的消息，也不可能前去与吴芳吉见面。

而这一次，他们又失之交臂了。

以后，因为周敦琬与文强都脱离了中国共产党，更由于周敦琬的早逝和文强的投入国民党阵营，吴芳吉与中国共产党的一段特殊关系，便再也无人知道。

1932年，就在文强与周敦琬出川一年后，著名的白屋诗人吴芳吉在为抗日救亡宣传大声疾呼中不幸病逝。

以后，因种种原因，吴芳吉的诗长期湮没无闻。半个世纪后，那些曾倾倒无数读者的诗篇才像“出土文物”一般得以在大陆重新出版，但一些评论者却还在争论诗人的思想是否进步，一些肯定他的人也只认为他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思想停留在“旧民主主义”阶段。

他们都不知道，吴芳吉当年差一点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为了避开轮船码头的军警盘查，周敦琬雇了一艘渔舟将他们送往重庆。

谁知，小船刚开出江津不远，便有一条快船追了上来。船头上站着的大汉厉声高喊：

“停倒！给老子停倒！”

转眼间几个大汉已跳上船来，手执匕首、短枪，直奔周敦琬，目标明确地夺下了周敦琬手中的小提箱。打开箱盖搜查后，又熟练地用匕首划破了箱底夹层，一个不剩地抢走了大姐和六舅赠与周敦琬的旅费两三百块银元和其他细软。

周敦琬因与匪徒争夺提箱，还被枪柄击伤，打翻在船板上。

匪徒们的快船走后，船夫一面拿出药酒来为周敦琬止痛疗伤，一面安慰他们，说不收船钱也要把他们送到重庆。船夫还替他们分析说，定是他们在县城里盐号取款时就被盯上了，只要告官，这种盗案易破。

文强和周敦琬只得相视苦笑。他们雇乘渔舟，正是为了避官，哪里还敢去告官！

幸好周敦琬身上还藏有两块银元。她给船夫付了船资，嘱其在离重庆城五里处停靠。

上岸后，他们找了一家鸡毛小店住下，周敦琬赶写了一封信，托茶房送去城里她二姐家。

二姐接到周敦琬的信，马上便赶来了。她一面请来医生为周敦琬治伤，一面去城里找经商的五舅邓鹤年为周敦琬他们重新筹到了两百块银元作旅费。

然后，二姐请在二十一军军部供职的表姐夫周竹虚买好船票，并打通关节，安排文强和周敦琬住进了出川客轮的经理室，免除了受到军警特务盘查的危险。

晨雾弥漫中，一声汽笛长鸣，轮船驶离朝天门码头。文强再次离开四川。

不同的是，前一次只有反动军阀的威逼，这一次却还多了一个中共组织的错误处分。

前一次他是孤身一人，这一次却有一个忠实的伴侣和战友与他同行。

但是，他和周敦琬此时都不可能想到，这次出川将成为他们人生途中的一大转折。

他们将从此脱离曾为之舍生忘死战斗的中国共产党及其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