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觉鸣的负气出川，四川省委的许多干部都是知道的。周敦琬更清楚，因为李觉鸣外出联系工作都是找她开介绍信，什么内心苦恼都给她讲过。

此时，文强与周敦琬在这远离尘嚣的旧城墙上边走边谈，零落的秋叶在他们脚下叹息。

他们投身革命时，都曾设想过可能面临的困难和危险，但是却想不到还会有被自己人不信任、不理解的痛苦。

说到伤心处，两人抱头痛哭……

他们不知道，就在文强受到罗世文错误处分的前后，在中共执政的革命根据地“苏区”内，一些战功卓著，久为国民党当局“悬赏缉拿”而不可得的共产党人、红军将领，却被执行左倾路线的中共领导人以种种罪名残酷斗争、严刑折磨之后杀害了——

许继慎，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曾任红一军军长、红四军十二师师长，中共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和皖西分会主席，1931年11月被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张国焘以“第三党”“叛徒”“阴谋带部队投降蒋介石”等罪名杀害，年仅30岁；

孙德清，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曾任红二军团参谋长、红三军参谋长兼第七师师长，中共湘鄂西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32年5月，被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夏曦以“国民党改组派”罪名杀害，年仅28岁；

吴展，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曾任红四方面军第十师参谋主任、彭（湃）杨（殷）军事政治学校教育长，1933年5月被张国焘以“肃反”名义杀害，终年不详；

董朗，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曾任红四军参谋长、红三军独立团参谋长，1932年10月被夏曦以“肃反”名义杀害，年仅38岁；

姜镜堂，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曾任红一军第三师政委、红四军第十二师政委兼师党委书记，1931年10月被张国焘以“肃反”名义杀害，年仅28岁；

熊受暄，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曾任红一军政治部主任、红四军第十二师政治部主任，1931年10月被张国焘以“肃反”名义杀害，年仅28岁；

曾中生，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曾任红四方面军参谋长、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1933年8月被张国焘以“右派领袖”“托陈取消派”等罪名逮捕，1935年8月秘密杀害，年仅35岁；

胡陈杰（胡慎己），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曾任红三军第九师参谋长，1932年9月被夏曦以“国民党改组派”“第三党”等罪名杀害，年仅29岁；

段德昌，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曾任红六军军长、红三军前委委员兼第九师师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3年5月1日被夏曦以“国民党改组派”罪名杀害，年仅29岁；

萧芳，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曾任红一军第三师副师长、红十二师副师长兼三十四团团长，1931年10月被张国焘以“国民党改组派”罪名杀害，年仅26岁；

周维炯，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曾任红一军第二师师长、红四军第十一师师长，1931年10月，被张国焘以“反革命”“国民党改组派”等罪名杀害，年仅23岁；

段玉林，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曾任红三军第八师师长，1932年8月被夏曦以“国民党改组派”罪名杀害，年仅32岁；

胡筠，女，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曾任红五军第一纵队党代表、赣北暴动委员会总指挥、中共湘鄂赣省委常委和妇女部长、省委党校教务主任，1933年10月被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政治保卫局以“托陈取消派”“AB团”罪名逮捕，次年4月杀害，年仅35岁……

这些都是文强的黄埔军校先后同学，有的还是他的同期同学。

除此之外，还有非黄埔军校出身的——

在湘赣苏区“肃反”中被杀害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中央执行委员、湘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袁德生等；

在湘鄂西苏区“肃反”中被杀害的红三军政委万涛，红三军参谋长唐赤英，红三军九师参谋长王炳南，红七师师长王一鸣，湘鄂西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刘革非，湘鄂西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柳直荀，湘鄂两省总工会党团书记张昆弟，省委巡视员潘家辰，省保卫局副局长彭国才等。

——后来在中共党内被尊称为“谢老”，时任湘鄂西临时省委秘书长兼《工农日报》主编的谢觉哉，本已上了夏曦的“肃反”处决名单，只因被国民党军俘虏，反倒才幸免于难，谢老后来为此感慨万端地写下了“黑名单上字模糊，漏网原因是被俘”的诗句……

还有：在鄂豫皖苏区“肃反”中被杀害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主要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因反对左倾路线而被贬作县税务局长的徐朋人，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王培吾，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秘书长陈翰香，红四军政治部秘书长王秀松，红四方面军二十五军七十五师政委戴克敏，红一师师长李荣桂，红十师副师长程绍山，红十师政治部主任关叔农，红十师参谋主任柯柏元，红十二师政委吴荆赤，红十二师副政委庞永俊，曾任红十三师政委后被调作县委书记的曹学楷，红二十八团团长潘皈佛、副团长丁超，红三十团团长高建斗、政委封俊，红三十五团团长王明，川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主席旷继勋……

还有：在赣西南苏区“肃反”中因“富田事变”而被当作“AB团反革命分子”杀害的红二十军副排长以上大部分领导干部……

回顾那一段历史，后人们也许会注意到这样一些耐人寻味的事实：

因毛泽东的《蝶恋花·答李淑一》词中“我失骄杨君失柳”的名句而广为人知的两位革命烈士，分别是一个（杨开慧）被国民党当局杀害，另一个（柳直荀）被中共党内左倾路线杀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颁发的第一号烈士证书所认定的革命烈士，不是被国民党当局或日本帝国主义者杀害，而是被中共党内左倾路线当成“反革命”杀害的红军将领段德昌……

这是一页令人不忍重睹但却不应被忘却的惨痛历史。

文强应该感到庆幸的是，他还仅仅是在中共处于秘密状态的“白区”环境里受到错误处分。

若是在中共执政的红色区域“苏区”环境里，他的命运将会如何？

在秋风萧瑟的旧城墙上，周敦琬毅然向文强表示，她要跟他一起出川。

文强怔住了。他原想的只是自己一人出川去上海找中共中央。他急忙反对说：

“你不要感情用事。我是不得已，你不同，你还可以留下来工作。你放心，我有二次入川，就一定会有第三次入川！”

但不论文强怎样劝说，周敦琬也不改变主意。

她不放心遭到军阀通缉的文强只身上路。失去一个刘愿庵，已经给她留下了刻骨铭心的痛苦，她不能再失去一个文强。

她还担心，文强作为受省委处分之人，找到中共中央后，反映情况会得不到信任，甚至得不到接待。

她决定陪伴他去向中共中央申诉。

他们并不知道，正当此时，中共中央已在《中央关于接受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一次全会总结的决议》中，强调了目前“党内主要危险，依然是右倾机会主义的灰心、失望、消沉”，要“集中火力反右倾”。

在这样的形势下，他们即使找到中央，又能怎样？

就在这些日子里——

中共湘赣省委以“肃反”为中心建立了政治保卫处，各县都建立起了肃反委员会，纷纷召开公审大会，镇压“AB团分子”，据当时的不完全统计，该地区到年底已处决“AB团分子”1210人，“自首”和释放1000余人，在押500余人。但中共中央仍来信严厉批评他们“没有深入下去”，于是，已经处于“发疯”状态的“肃反”进一步掀起**；

在闽西苏区，大肆捕杀所谓“社会民主党”的“肃反”已到了“发疯”的地步，但中共中央仍提出严厉指责，认为他们把“肃反”对象仅限于社会民主党，而放过了对富农、第三党、取消派、改组派、AB团的斗争，强调“与上面这些派别作斗争和发展苏区内部的斗争，也是非常急迫和需要的。”“你们照这样切实斗争的结果，一定比现在的肃反成绩更大。”

在湘鄂西苏区，执行“立三路线”的邓中夏却被以“右倾”的罪名撤去了苏区特委书记和红二军团政委、总指挥的职务，担任苏区中央分局书记的夏曦大权在握，即将开始残酷杀害大批红军将领和共产党人的“肃反”。

在鄂豫皖苏区，红四军主力移驻河南光山县白雀园后，张国焘在中共中央支持下开始大肆“肃反”，以各种“反革命”罪名屠杀大批红军将领……

显然，当时的中共中央是很难接受任何有违左倾路线精神的申诉的。

文强与周敦琬这一负气出走行动，自然使问题更加严重。

他们的人生道路从此改变。

文强的“变节”问题被升级定性为“叛变”，处分也升级为开除党籍。

而周敦琬这一走，就从此断送了她在中共党内的政治前程。

他们出川后不久，中共四川省委就发出通告，限令“邓琬”（即周敦琬）与文强脱离关系，否则开除党籍。

——多年以后，一个曾任二十一军特委会侦缉员的老人回忆，他曾在邮检中查到过这份通告。

四川共产党人中，就从此不再见到这位杰出女性的踪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