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觉鸣本来就不大安心在四川工作，只是因为崇拜李鸣珂（他原姓刘，随李鸣珂改了姓名），愿在李鸣珂手下工作。李鸣珂牺牲前，就曾在留给他的遗书中劝告说：“五弟，与你永别了！你在四川工作，不要走。……”并在给周恩来的遗书中分析四川干部现状时说到李觉鸣：“缺点是个性强于我，他爱人在沪，时想离开四川工作，（希）中央绝对制止。”

李鸣珂牺牲后，李觉鸣将李鸣珂烈士之子李从珂送到江津驻军最高长官张志和那里寄养。

张志和是四川军阀刘文辉统率的二十四军暂编第一师副师长兼第二混成旅旅长，是中共秘密党员，还是李鸣珂领导下的省军委成员。他与李鸣珂配合默契，亲如兄弟。当时省委需要的一些枪支弹药，就是张志和设法搞到的。

当张部移防江津后，张志和还在县城里创办了一家“志和图书馆”，购进大批马列主义著作和进步书籍，在士兵和当地群众中传播革命思想。当贯彻“立三路线”的中央代表余乃文入川后，召开的第一次传达“立三路线”精神的干部会议——全川军支（驻军地下党支部）联席会议，就是在张志和掩护下，在江津县白沙镇召开的。

李鸣珂牺牲后，张志和主动要求将烈士的长子送到他那里去，由他抚养。

在他的部队里，建立有中共地下军支，士兵中的地下党员有200余人，军官中也有七八人，是全川军阀部队中士兵运动搞得最好的一个。

李觉鸣长期担任省军委与江津军支的联系工作。刘愿庵牺牲后，李觉鸣就在张志和那里暂避了一段时间，并在张志和与地下军支的配合下，将告密导致刘愿庵等领导人被捕牺牲的原中共四川省委干部、内奸陈茂华制裁。

随后，李觉鸣被省委秘书长牛大鸣派去上海向中央汇报军事工作。回川后，他向省委提出调去上海工作，但因他对省委按“立三路线”精神发动全省大暴动的一些具体做法有不同意见，与省行委领导发生冲突，被决定先给予留党察看两个月处分，然后才能调走。

导致李觉鸣与省委冲突的主要原因，是“立三路线”发动的江津兵变。

1930年8月，执行“立三路线”的中共四川省行委为了拿下位于重庆西南的江津县，以便顺长江而下直取重庆，再沿江而下进军武汉，进一步达成“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宏伟计划，不顾条件尚不成熟的情况，强令江津军支实行兵变。

因张志和对这样的草率蛮干持不同意见，省行委即认为他是害怕自己的长官地位受到损害，政治上不可靠，决定趁张志和被刘文辉召去成都开会之时，背着他发动兵变。

时任军阀刘湘军部高参的中共秘密党员于渊，被指定为兵变总指挥，省行委委员项鼎为党代表和兵变成功后的县苏维埃主席。

但是，到江津听取了当地县委和军支同志介绍情况后，于渊当即表示这个兵变计划太不成熟，应该取消，否则即等于把革命士兵往敌人虎口里赶。对于趁张志和不在家时发动兵变，他更认为是“挖自己人墙脚”的蠢事。

热情高涨的项鼎谴责于渊是临阵脱逃，与他大吵了一通，于渊只得表示组织上服从而思想上保留个人意见，但辞去总指挥职务，只参加军事指导工作。

反对兵变的县委书记也被排除在兵变行动委员会之外。

9月3日夜，原计划5日举行的儿戏般的江津兵变，因已走漏风声引起官方警觉而仓促提前发动，并立即遭到失败。

张志和在成都得到消息，受到刘文辉训斥后，忧心如焚赶回江津处理后事。在反动军官们将参与兵变的士兵抓来“正法”时，张志和被迫坐在现场“监斩”。尽管他尽其可能当场救下了两个共产党人，但却不得不目睹其他数十位士兵被杀，其内心的矛盾、痛苦，可想而知……

事后，于渊因“临阵脱逃”，张志和因“镇压起义”，均被中共四川省行委开除党籍。

——张志和后来在军阀部队也不再受到重视，不久即解甲归田。抗战爆发后，他亲自将他抚养长大的李鸣珂烈士之子送去延安，自己也要求留在延安，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毛泽东认为他在四川军政界有较大影响，留在中共党外更有作用，劝说他回到四川开展上层统战工作。此后，他参加了民主同盟，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忠实盟友，一直为反对国民党独裁政权进行着不懈的斗争。后来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在“**”中含冤去世……

张志和被开除中共党籍后，李觉鸣十分不服，他去江津安慰了张志和，又跟省行委负责人余乃文、程子健、项鼎等人争吵，因而被处以“留党察看两个月”处分，并要他“戴罪立功”，去川西参加广汉兵变。

待李觉鸣满腹牢骚走到成都时，广汉兵变已经失败。他持周敦琬的信住进了刘愿庵寡母家中，以外甥身份在那里躲过了血腥的大搜捕。

以后省委搬到了成都，又认为李觉鸣未及时赶去参加广汉兵变，是导致兵变失败的原因之一，再次给他处分，并要他到军阀部队去当兵，作兵运工作。

对这一明显带有惩罚性的决定，李觉鸣拒不接受，坚持要求调上海，与罗世文、程子健再次发生冲突，大吵了一架后愤而离川，跑到上海去，通过旧日老关系重新参加了中共中央军委特科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