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期间，为了多给刘愿庵烈士的继母和幼弟一些关心、照顾，周敦琬住进了刘家。

文强不便同去，便住到了一位老友张用五家中。

张用五是老同盟会会员，曾在民国初期熊克武治理四川时任过成都造币厂厂长。当年文强随朱德入川到杨森部开展革命工作时，张用五正在杨森部做高级幕僚。当朱德、刘伯承帮助杨森办起仿效黄埔军校的二十军军事政治学校时，张用五就被推举担任了校长，文强那时则是政治教官和学生队第一大队大队长。两人过从甚密，私交很好。文强二次入川后，得知张用五已是中共党内同志。

张用五的家十分清静。他告诉文强，省委未搬来时，中共川西特委的会议常在他家里开。文强的老朋友，在川西特委作军事工作的廖宗泽常来他家。

文强闻讯大喜，忙通知周敦琬去爵板街把廖宗泽叫来会面。

原来，在1929年6月第七混成旅旷继勋部举行兵变时，廖宗泽奉派前去参加，并被任命为兵变后编成的四川工农红军第一路第二师党代表。兵变失败后，廖宗泽撤回成都，担任中共川西特委委员兼兵委书记，继续投身于在士兵中发展革命力量的艰苦工作。

1930年10月，左倾冒险的“立三路线”在中共中央已经受到批判，但因交通、通讯不便，新精神尚未传达到四川，因此中共川西行委仍然决定在成都附近的广汉发动了贯彻“立三路线”的最后一战——江防军第二混成旅兵变。

廖宗泽又被派去担任领导兵变的前敌委员会委员兼起义军第一纵队政委。

广汉兵变失败后，川西军阀开始了疯狂的大搜捕，大屠杀。廖宗泽又逃回成都附近的老家华阳县石板滩躲了一阵风头。

不久，中共四川省委迁来成都。省委原打算调廖宗泽到重庆参加文强主持的川东特委作军委工作，但因廖宗泽正在生病未能赴任，而改派了李家俊。廖宗泽则在成都参加了省军委工作。

廖宗泽与文强不仅是黄埔同期同学，而且在四川并肩战斗，生死与共，彼此十分了解。得知文强到了成都，廖宗泽十分高兴，立即赶到张用五家。

两个劫后余生的黄埔同学，见面时紧紧拥抱，流下了激动的热泪。

听文强谈了离渝来蓉的遭遇后，廖宗泽深为他的蒙冤受屈愤愤不平。他告诉文强，他从广汉兵变后，对中共党内那套过左的作法，已经十分反感。

廖宗泽在此之前参加的第七混成旅兵变，失败的原因主要是条件不成熟。但当时中共四川省委却在“立三路线”影响下未能正确总结教训，甚至错误地认定失败主要是因为搞的是“将变”而不是“兵变”。因此，以后的兵变，便来了个“矫枉过正”，片面强调走“士兵路线”，强调“阶级成分”，一概排斥军官，连已经加入共产党的军官也要排斥在外。

广汉兵变前，中共川西行委决定，有关兵变的消息，均不通知原在部队中担任军官职务的共产党员，兵变成功后，这些党员也同其他军官一样要遣送离队。

于是，兵变爆发后，要兵不要官，司令部各处都无人负责，原编制打乱，导致部队一片混乱。给养无专人负责，造成一些士兵吃不上饭。招募的数百新兵也因无人负责管理而散去。因领导机关陷于混乱，甚至连应开的市民大会也没有开成。而且，因军官党员被排斥在外，原中共地下军支组织也被打乱，起义部队中一时竟成了没有党组织的状况。

由于这样的混乱，士兵们便抱怨中共组织派来担负军事总责的人太差，纷纷要求让原参谋长刘的军担任总指挥。

刘的军是由原中共川西特委领导人张秀熟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是该部队地下军支中的骨干分子，因年龄稍长，廖宗泽、文强等中共军事干部都称他为“刘大哥”。他在士兵中颇有威信，本应作为兵变领导成员，但因是军官，却被排斥在外，按原决定还应遣送离队。

只是在兵变发生后，他主动要求参加红军，前委考虑到军事干部缺乏，才被迫同意他留下来工作。

这时，前委又在束手无策的情况下被迫宣布任命刘的军为红军总指挥。宣布之后，又担心出现军事独裁，感觉危险。

同时，另一位原在部队作排长的共产党员，也因是军官，被排斥于兵变之外，但在兵变信号发出后，他主动参加行动，领导革命士兵控制了该营，前委也只得任命他为大队长，而这位大队长又在前委向豪绅催缴赎金时，为一个豪绅说情，与前委成员发生了冲突。

这些事使得前委负责人认为部队有“反革命复辟”的危险，便在兵变已经面临失败，部队正在前方血战之时，商量起在部队中“肃反”的问题来，并将总指挥刘的军和那个大队长都列入了肃反处决名单——这时刘的军正按前委要求在前方指挥作战。

廖宗泽没有参加这次前委会议，因他也在前线指挥作战。他事后才得知此事，大为震惊。好在当时未能攻下绵竹县城，因此原定在攻下县城后执行的“肃反”计划也就成了一纸空文。

以后兵变失败，刘的军率残部接受了另一军阀部队收编，自然更被认定是“反革命”了。

文强听着廖宗泽的讲述，对这种愚蠢的左倾错误，深感愤慨和忧虑。想起他们辛辛苦苦参加开创的四川兵运大好局面，几下子就连老本一起被搞光了，真是心痛万分。

因为文强此时既遭反动军阀通缉，又受中共党内处分，“里外不是人”。他怕连累张老先生一家，在张家住了十多天后，他请廖宗泽另外联系租赁了北城公园附近一家湖南同乡会馆的房间。因会馆规矩只供单身居住，周敦琬仍然只能住在刘家。

在此期间，文强和周敦琬又找罗世文面谈了两次，仍是话不投机，不欢而散。

文强在湖南同乡会馆里独居斗室，又遇上连日秋风秋雨，夜里常有猫头鹰惊啼，他心头倍增凄凉。

一天清晨，周敦琬匆匆来到会馆，向文强出示了一张报纸《号外》：

震惊国人的“九一八事变”爆发了！

“山河破碎风抛絮，身世浮沉雨打萍。”先祖信国公文天祥的名句，文强此时默诵，别有一番滋味。

国难当头。个人的灾难也正当头。出路何在？

文强苦思多日，终于下了决心：离开四川，另找出路。

他约周敦琬来到支机石公园边的城墙上，谈到自己的打算。

周敦琬劝他再以书面形式向省委申诉一次，他拒绝了。他激动地说：

“省委还不就是罗世文？他们搞的是关门主义的革命。这里不要我，我还可以到别处去。李老五不是到上海去了吗？我也可以到上海去，去找周恩来！……”

他说的李老五、就是原省军委秘书、省委特务队长李觉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