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供(1 / 1)

投身革命以来,文强这是第二次被捕。

前一次是在南昌起义时,他奉命去迎接武昌警卫团前来南昌会师,在偷渡赣江后被张发奎的部队逮捕。但那一次他没有暴露身份,因而未遇到危险。

这一次情况就不同了。

还在1930年初,文强刚到川东游击区不久,《国民公报》曾刊载过一条重庆民众社消息,题为《共党两首领到渝:文强 李鸣珂》,文中称:

共党近来时局变化,在各处活动甚力,其在四川,尤注意重庆。盖以地方繁盛,交通便利,为四川各地冠了……刻中央所派之四川省委书记即委员长文强,业由湘抵渝。按其省党部早已移渝,现不知匿居何处……

虽然这一则消息并不确切,但也可见文强在当时四川境内的名声。

不过,二十一军特务委员会并不知道文强此时在共产党内的身份,只知道他在川东参加过李家俊领导的一路红军,“为患川陕边”。而李家俊起义的地区又是另一军阀——川陕边防督办刘存厚的防区,不属刘湘的二十一军管辖范围(这也是刘湘防区内的地方报纸可以刊登揭露刘存厚暴政和赞扬李家俊起义军的消息的缘故),也因此,特务们对文强的情况不可能有什么了解。

文强从特务们的问话中摸清了这一情况,便一口咬定自从李家俊红军失败后,他就已脱离了共产党,不愿再涉足政治。对这一段时间的情况,他只说是辗转秦岭、巴山,又经达县、渠江、开江、垫江、长寿等地返回重庆,到处寻职谋生。这才刚到重庆,准备在此另谋职业,与共产党已中断组织联系一年多了。

因为他走过这一路线,所以说起来头头是道,毫无破绽——只把时间拉长了一些,而这是特务们无法核实的。

再加上文强长期在外奔波,居无定所,养成了总是随身揣着牙刷牙粉的习惯,刚一被捕就被特务们搜出来了(牙粉已被雨水浸湿)。这也使特务们相信他是才到重庆,尚未居住下来。

为了敷衍特务们,他讲了一些在川东打游击的故事,也编了一套假话,“交待”他以前所知的来重庆后与地下党组织联系的方法。他说,一是到大梁子邮局投递一封“存局待领”的信,写明自己已到重庆,住于何处,二是在朝天门码头城门旁边画一个大鼻子,这样就自会有地下党的人知道是他来了,派人来会他。

特务委员会照此办理,想要顺藤摸瓜,自然是一无所获。

文强知道自己愚弄了特务,心中暗自好笑。

此前,特委会抓到了一个中共地下组织从事保卫和锄奸工作的特务队员杨朴,杨朴为敷衍特务,编造口供,谎称重庆陕西街广源银楼是地下党人的秘密机关(杨朴不久仍被杀害)。

特务们向文强提出此事进行“核对”,实为诱供。

文强深知,这家银楼原本只是替地下党人收转信件的地方——那时,许多店铺都出于同乡情谊替人收转信件,不足为奇。

况且,在中共四川省委秘书处交通机关遭到破坏的“寮叶巷事件”中,二十一军特委会侦缉队长宋毓萍从当场搜缴的地下组织通讯名册中发现有此银楼地址,已立即带人去进行了查抄,抓走了两个并非共产党的嫌疑犯。

自那以后,那银楼就再不敢替人收转信件了。地下党组织当然更不会继续把那里当作联系地点了。

此时为敷衍特务,文强便顺水推舟,“承认”广源银楼是“地下交通机关”。并胡诌了一个化名王大有、但不知其真名的“接头人”。

特务们也知道中共地下组织不可能在寮叶巷事件后仍然把广源银楼作为联络地点,但为了邀功请赏,是不管犯人的交代有没有实际价值的。他们照样把文强的这一交代当作重要收获汇报上去。

刘湘又一次在共案报告中见到广源银楼的名号,十分恼怒,便干脆叫公安局去查封了这家银楼。

特务为冒功而以假作真,小报为轰动而捕风捉影。在1931年7月23日的《重庆新民报》上,便登出了一条题为《渝广源银楼藏匿共产党 特委会函请公安局查封》的消息,在谈到杨朴“供称”该银楼有共产党后,又说:

昨日捕获之赤匪省委文强供称,该处王大有系接头人。

此一消息又被二十一军系统的万县《万州日报》转载,影响甚广。

而文强并未想到,他这些与当局虚与委蛇的言行,已给自己埋下了祸根。

不知底细的特务委员会没有把文强当成“现行犯”,以为他身上没有多少油水可捞,便将他转到了巴县大监寄押,等候判刑。

对于巴县大监,文强在回忆录《新生之路》中有一段具体记叙:

这是一座完全旧式的监牢,真是暗无天日。我读过清代著名散文家方苞所写的《狱中杂记》,算是有了亲身体会了。……我被押进巴县监狱时,身上只藏有一块银元。“囚头”(也是犯人)伸手要钱,我没有给他,便被他拳打脚踢,抓住头发向牢房里的尿缸里按。

囚头是由监狱长指定的,一般是犯人中最凶恶者。以大木栅隔成的牢房中间置一大尿缸,狱中犯人拉屎撒尿均在此。凡是囚头不喜欢的犯人,就被安排睡在尿缸旁边,臭气熏人,还常会被其他犯人把尿撒到身上……

这时,摆在文强面前的有三条路:

一是被判处决,这样,他就会成为烈士;

二是被判刑关进反省院,这样,他就得熬到抗日战争爆发后才有可能获得自由;

三是自首叛变参加特务委员会。

按照文强当时的思想意识和心理状态,是决不会走第三条路的。因此,实际上只有前两条路摆在他面前。

可是,特务委员会却希望他走第三条路。

在文强被关了约半个月后,特务们认为他已受够牢狱之苦,心理防线易于攻破了,便将他提回特委会劝降。

这样一来,就为文强提供了走上第四条路——越狱脱逃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