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严酷的白色恐怖局面下，新组建的中共川东特委真是举步维艰。

在俄国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以暴力夺取国家政权的鼓舞下成长起来的一代共产党人，加上对国民党当局实行肉体消灭的血腥屠杀政策而产生的激烈反弹，更加坚信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作出的预言：“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因此，暴力革命，武装斗争，就成了当时共产党人的主要工作。

要做事，首先得有人。省委任命的川东特委军委书记李家俊一直没有联系上，迟迟未能到重庆上任。干部的缺乏，特别是直接领导暴力革命的军事干部的缺乏，是文强面临的第一大难题。

正当此时，一个黄埔军校同学来到了重庆。

此人名叫傅荣，与文强是同乡、同学，交情很好，大革命时期属于国民党左派，富有正义感，后来在广州“清党”时被捕，坐过一阵牢。回到湖南老家后，听说文强在四川干大事业，想来投奔文强另谋出路。

他通过文强留给家人的永久通讯处——周敦琬的二姐敦璤家，找上门来了。

文强闻讯后十分高兴，他与周敦琬商量，决定动员傅荣参加革命军事工作。

这是农历六月初旬一个闷热的午后。天色说变就变，随着一阵飞沙走石的狂风刮过，突然下起了雷阵雨。

隆隆雷声中，淋得像落汤鸡似的小交通员从二姐家取回了信件，其中有一封是傅荣的来信。文强得知傅荣已抵达重庆，在大梁子一家旅馆住下了，希望与他尽快会面。

文强素来性急，读完信，见雷声已减弱，不顾雨还在下，便给周敦琬打了个招呼，撑了一把油纸伞，匆匆冒雨赶去。

当时重庆因地势所限，分为上下两个半城。下半城在长江北岸半坡上，因早期交通运输主要依赖于水运而自然形成，是重庆的繁华地带。从下半城往北，爬上山坡，有一道与长江平行的长长的山梁，叫大梁子。大梁子的后面，建筑在起伏山丘上的那一部分城区，就是上半城了。

军阀刘湘的二十一军军部，就在大梁子上的左营街，原清军绿营兵左营游击署旧址。军部大院靠长江一侧俯临下半城，大门开在西头，大院后部东南角落上开有一道后门，后门外有条名叫山王庙的小巷，一头通向大梁子街，一头则连接下坡石级，进入当时重庆市内第一个公园中央公园——此公园于1929年秋建成开放，因位于上下半城之中央而得名（后因园内建有孙中山塑像，又被叫作中山公园）。

军部大院后门内，有几间破旧平房，自成一个小院落，原是清末军事体育组织“射德会”所在地，二十一军特务委员会建立后，拨给了特务们作办公地点。在南面靠山坡边上有一条去茅厕的小路，路的外侧即是大梁子山梁边缘，拉着一道铁丝网。

铁丝网的下面，是一堵约三人多高，陡然下斜的石砌堡坎，坎下是一片杂草丛生的斜坡，那下边已是中央公园地界。穿过一片小树林往东，再下坡转两个弯，就是当时重庆最热闹的下半城商业场了。

中央公园建成开放之初，一度实行过入园收费，后经民众反对，不再收费，可自由进出，便成了来往于上下半城之间的一条自由通道。

谁知这一自由通道竟给文强带来了失去自由的厄运。

当时在重庆的地下党人，只要上街露面都十分危险。

从这年4月20日《万州日报》刊发的一条消息即可略见其处境险恶之一斑：

（渝讯）二十一军部自去年颁布奖励反共条例以来，一般久处该党**威之下之青年，得此时机，皆纷纷宣布退出。迄至现在为止，除外县者不计外，过去曾为该党下死力现已觉悟而参加反共工作，被任为侦缉员者，共已达四十余人，每日散布街头，有如捕雀罗网。……

尽管满街“捕雀罗网”，但文强自恃特务委员会无人认识自己，加之赶路会友心切，他还是大着胆子从中央公园爬上山王庙街，从特务委员会门外走过。

俗话说：“无巧不成书”。其实，生活中的事往往比书中编造的更巧。

谁也想不到，二十一军特务委员会中偏偏就有一个认识文强的特务，而且不早不迟，恰好在文强一只手撩着阴丹士林牌蓝布长衫的下襟，一只手撑着油纸伞，从中央公园上边出口处的石级爬上来时，那特务正好从旁边通特委会那道门里走了出来……

文强并未在意，只顾步履匆匆，埋头赶路，目不旁视地从特务身边擦了过去。

尽管文强打着伞，但因他个子较高，在擦肩而过的瞬间，那个特务仍然看到了他的脸。特别是那张脸上颇具特点的大鼻子，骤然引起了特务的注意。

文强已经走出几步远了，那特务才恍然想起了什么，猛地拔腿追上去，一把将他扭住，嚷道：

“文教官！文大队长！”

文强闻言一惊，但仍装作不明究竟，气恼地挣脱着说：

“你干么子？我不认识你，哪个是你的教官？”

“你就是！我记得到你！”那特务快活地叫着，“你是万县二十军军校的教官，学生队的大队长，你叫文强，是共产党……快来啊，我抓到了大共产党！”

特委会里闻声跑出来几个特务，帮着把文强扭住了。

文强此时已无法可逃。

文强万万想不到特务委员会竟有人认得他。更使他恼恨的是，他始终不知道认出他的那个特务是谁。

许多年后，他已作为国民党战犯关押在共产党的监狱中了，同样被关在另一监狱中的原二十一军特务委员会侦缉队长宋毓萍，才在向人民政府所作的交待中，供出当年出卖文强的那个特务名叫邓学荣。

据查，邓学荣曾于1926年在万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读书。当时是共青团员，当然会认识在万县公开从事革命活动的风云人物文强。

按照惯例，文强先被关押到军部大院进门处的禁闭室候审。那里已关着好几个被捕后尚未审判的犯人。光线昏暗的牢房里，有的借着鱼烛光亮在打牌消磨时间，有的在看书或聊天。

文强借了一支鱼烛，在微弱的烛光下赶紧以暗语写了一封给周敦琬的信，告知自己被捕情况，嘱其尽快作好应变安排并设法相救。

旁边有一个年轻犯人，等到文强写完了信，便凑过来同他答话。交谈中，文强才依稀想起那年轻人是从事兵运工作的中共干部，听过他的课。那人也是被叛徒出卖而被捕的，尚在候审期间。

文强悄悄问他，是否有办法与外边联系。但那年轻人摇头说没有办法。

文强无奈，只好把已写好的信又烧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