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务委员会的特务们谁也想不到，就在他们之中，已经有人在为文强的脱逃进行着准备。

而这一工作，是在一个著名的共产党人领导下秘密进行的。

此人正是程子健安排给文强作川东特委组织部长的郑佑之。

郑佑之，党内化名张荣山，1891年生于四川省宜宾县，比文强年长16岁。

他27岁时，妻子病故。次年，他遵从妻子的遗愿，续娶五姨妹李坤舆为妻。三年后，李坤舆又因难产病故。从此郑佑之没有再娶，决心“抱独身主义来实行社会革命”。

1923年，郑佑之将祖传的全部产业——收租42石的土地全部捐出，办起了宜宾古罗乡普岗寺平民学校，一面开展平民教育，一面开展革命启蒙宣传活动。

他于1926年1月就在川南宜宾县创建了四川最早的共产党基层支部之一——中共宜宾特支，任特支书记，以后他历任中共川南南特委委员、自贡特支书记、合川县委书记……

在舍生忘死的革命活动中，他还把几个姨妹都引上了革命道路，其中，小姨妹李坤泰，经过他的精心培养，后来成长为著名的女革命家，即名震白山黑水的抗日民族英雄赵一曼。

在1928年2月第一届中共四川省委成立时，郑佑之当选为省委委员。

那次会议在重庆城附近的巴县铜罐驿乡间，当地有名的地主周团总家里举行，周团总的儿子周贡植，曾与邓希贤（邓小平）等一起赴法国勤工俭学，这时是临时省委领导核心成员，先后担任秘书长和农民部长。

会议已经开了一天，郑佑之因路途较远迟到，进入会场——周家大院右厢房时，就特别引起代表们的注意。

在两张并拢来的大方桌边围桌而坐的代表们纷纷扭头看他。只见他：头戴圆顶翻檐帽，脚蹬麻耳草鞋，土蓝布长衫的下摆挽起来掖在腰间，左肩上倒挂一把雨伞和一个棒槌状包袱。

坐在郑佑之对面的一位共青团代表，见郑佑之一脸长长的络腮胡须，双目炯炯有神，很有些像共产党革命的导师马克思画像上的样子。这位共青团代表一时兴起，便在一张纸上随手画了一幅速写，画上题名：

“马克思来临！”

那时的会议代表大多是二十来岁的年轻人，生性活跃，无拘无束，这幅画便在代表中传阅开来。

传到临时省委书记傅烈手中时，这位年仅29岁的中共中央代表也忍不住笑出声来。

于是，全场大笑。

从此，“第二马克思”“四川卡尔”，就成了郑佑之的外号。

因他长期活跃在川南农村，是川南宜宾地区著名平民教育家和农民运动领袖，所以又有“川南农王”的美称。

文强是在1928年夏认识郑佑之的。

那时文强正在四川江防军第七混成旅旷继勋团担任中共特支书记。一天，他奉命与特支成员旷继勋一起从成都北门外凤凰山营房进城，到支机石公园茶馆向川西特委书记刘披云汇报工作。

去到那里，才知刘披云是要文强向几位军运干部介绍八一起义的经验教训，同时还安排了“农王”郑佑之介绍川南农民运动情况。

在那一次，郑佑之对川南农村状况和农民运动中的经验教训作了长篇发言，深入浅出，有理论分析也有生动事例。文强和其他军运干部都听得津津有味，他从此对这位“农王”深为敬佩。

1931年2月，因左倾盲动的大暴动给四川共产党人造成了重大损失，中共四川省委与共青团四川省委联席会议决定：为加强省委工作，调郑佑之到重庆。

“寮叶巷事件”后省委被迫迁往成都时，郑佑之被留下来担任川东特委组织部长。

郑佑之这时是四川中共领导干部中的最年长者：40岁。他在当时的中共干部中理论修养较强，凭着他长期对马列主义理论的学习研究和多年从事基层农民运动的实践经验，他在四川共产党人中较早觉察到中共中央以城市为中心的左倾路线不符合社会实际，主张把党组织的主要力量转移到农村，进行长期艰苦的动员组织工作，发动农民武装斗争。

他的意见和主张当时在中共组织内居于少数地位，得不到年轻同志们的理解，还被扣上“农民意识”“右倾逃跑主义”等帽子。

但他仍然忍辱负重进行着踏踏实实的工作。

郑佑之鉴于二十一军特务委员会的猖獗，深谋远虑地对这个危害极大的特务机构采取了分化瓦解、打进去拉出来的策略，把一批不愿或不敢继续作恶的叛徒联络起来，在二十一军特务委员会这个叛徒窝中建立起了为中共效力的秘密组织“良心会”，以“做事讲良心”为号召。

这是当时四川的共产党人在特务机构中建立反特务秘密组织的一个十分成功的创举。

郑佑之通过单线联系，领导着两个互不发生关系的特务委员会的“特务”，让他们各自联络和领导了一部分“良心会”成员。

这两个“特务”，一个是郑佑之的学生、领导过宜宾地区农民运动的余宏文。

余宏文的一个老友，曾任中共宜宾县委书记的邹云芳，叛变后曾接替被李鸣珂制裁的易觉先担任过二十一军特务委员会侦缉队长。前中共四川省委组织局主任穆青，就是被邹云芳带领侦缉队在街上碰见当面指认而遭到逮捕的。

因穆青被捕，中共四川省委准备制裁邹云芳，邹云芳为保全性命，不敢再担任侦缉队长，并辗转托人向地下党表示其“回头”心愿。郑佑之等人经过研究，利用邹云芳在特委会中的影响，派余宏文（化名余复生）打入特委会，当上了编辑员，并在邹云芳协助下建立起特委会中为中共效力的秘密组织“良心会”。

郑佑之领导的另一个“特务”，是曾参加广州暴动和四川广汉兵变的中共军事干部薛彦夫，黄埔军校五期毕业生。他通过与二十一军参谋长郭昌明的亲戚关系，混入特委会当上了侦缉员。

文强被捕后，郑佑之马上就通过“良心会”得到了消息，并掌握了全部动态，他向余宏文和薛彦夫分别下达了设法营救的指示。

因此，文强还在特委会禁闭室关押候审时，就有人偷偷扔了纸条给他，要他坚持原供，并告之有人正在设法营救。

究竟怎样营救法？不仅文强不知道，就连郑佑之和余宏文、薛彦夫等人也不知道。他们只能相机行事。

机会往往是在人们意料之外突然到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