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强来到一路红军时，正值军阀刘存厚调兵遣将向红军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红军常在冰天雪地里作战。
来到根据地不久，文强就发现这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每次作战都是以民间迷信的“神兵”为先锋队。平时红军中的许多人也参加“神兵”训练。
文强曾十分好奇地去观看过几次“神兵”的训练。他看后认为，一般的刀法训练，对提高农民的战斗力确有好处。但是，训练完毕时的“排刀”，却使他大为反感。
“排刀”一般是在一间充作“佛堂”的茅屋里进行。靠内壁中央，摆一张案桌，上边供奉着红纸墨笔书写的神位，中间是“通天三教主皇太尊师之神位”，左右两边是“平南侯之神位”“温君侯之神位”。满屋里烛光闪耀，香烟缭绕。
一个头裹红帕，身着红褂的“神兵”老师，沙哑着嗓子，带领三四十个弟子们高声念诵咒语：
天护身，地护身，
四大天王护全身。
铁枪圣母护左身，
玉皇祖师护右身。
黑虎灵官保护身，
八卦金龙满护身。
吾奉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
这一段念完后，还有两段是：
弟子×××，请来黄太真、李老君、平南侯、温君侯。弟子今晚若有劫难，早请早到，晚请晚到，即请即到，保佑弟子刀枪不进！弟子焚香，叩请上神！
天皇皇，地皇皇，
玉皇差我下天堂，八卦金刚站两旁。
前面扶的金刚将，
后面扶的铁地身。
前身后身，如还妖邪侵我身，
手执五雷化灰尘！
吃符念咒之后，“神兵”老师就宣布“排刀”，叫几个弟子出来，长跪于神佛牌位前，脱去上衣，上身后仰，挺胸亮腹，左手“挽诀”（伸拇指、食指、小指，屈中指、无名指），双目紧闭，运气鼓腹。
老师举起一把明晃晃的马刀，大喝一声，向弟子腹部猛砍三刀。
只听刀落处如打鼓般砰砰作响。若不见血，便是“有神”了，功夫到家了。
——其实，这只是江湖艺人的一种技巧。只要执刀人掌握好力度，刀刃又是以垂直角度向鼓气的软腹部砍下去，而不横向拖动，并且决不砍皮肤下有骨头的地方，一般都不会见到见见血的。 见血的。
蒙昧、迷信的农民不懂得这个道理，便以为真的练成“刀枪不入”了。
“神兵”老师还教弟子“避弹神法”，有分子法、挡枪法、爆枪法等。如其中爆枪法是：敌人的枪（长矛）刺过来了，边念咒语，边咬中指，咬破后将血洒出去。咬头节中指可使敌人枪头爆裂，咬二节中指爆枪身，咬三节中指爆枪“独独”（即枪根）……
文强对这种愚昧的迷信活动从小就不相信。当他还在长沙乡间的文氏育英学校读书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热风吹来了，学校的年轻教师李哲安向他们作了许多鼓吹新思潮的讲演，在学生中引起极大的反响。
文强看了几次“神兵”活动后，便向李家俊提出质疑：在共产党人领导的红军中，这种搞法是不是妥当？
李家俊含笑对他作了解释。
原来，“神兵”是当地自清末民初以来即盛行的民间迷信活动中的一种，此外还有白莲教、红莲教、阴阳教、八王教之类。每遇灾荒或战乱，民不聊生之际，这类活动便会泛滥起来。领头的既有为民请命的义士，也有趁乱称雄或敛财的野心家。而在这些荒僻之地，因经济文化的落后，农民群众对这类迷信活动总是十分相信的。
中共四川省委在这年12月27日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也专门谈到川东地区“农运土匪神兵化的倾向”，指出农民阶级觉悟非常模糊，大都在抗捐口号之下与土匪联合或与神兵成为一体，“是川东一带农运的特征”。
李家俊熟读史书，深知历代每逢朝政腐败、时局动乱之际，聚众造反的领头人，往往都要借助某种迷信形式或民间邪教来发动和组织群众，诸如秦朝末年陈胜、吴广的狐鸣篝火、鱼腹藏书假造“天命”，东汉末年黄巾起义的“太平道”，张鲁的“五斗米道”，北宋末年方腊起义的“摩尼教”，元末红巾起义的信奉弥勒佛，清朝太平天国起义的“拜上帝会”，以及天地会、白莲教、“神助拳，义和团”等等。因而李家俊在起义初期，为了有利于广泛发动群众，便从当地实际出发，十分重视“神兵”的作用。
文强对当地百姓文化上的落后状况有了一定了解后，也就懂得了李家俊为什么会那么重视利用“神兵”了。
李家俊本人，在当地农民群众心目中，已经被神化，传说他有神功，能驾“簸箕云”飞来飞去，官府抓不到他。
甚至连文强——李哲生，也在当地农民中传出了神话。
文强进山时随身带了一支手电筒，被当地只知用火把照夜路的农民看见，惊奇不已，称之为“神灯”“洋鬼子灯”，以后竟传说这种灯在千步之外也能照见地下的绣花针。甚至有人说：“李先生的手枪上装得有神灯，射出去的光打得死人！”……
对于这样的农民群众，利用“神兵”来发动，显然是比宣讲“共产主义ABC”之类革命大道理要快捷得多的。
当时起义军各队都设有“佛堂”，请有“神兵”老师，平时每个老师带二三十个徒弟，教练排刀，背“打不钻，杀不进”的口诀和念咒画符。徒弟经七七四十九天训练合格后，又出去当老师，每人又收二三十个徒弟……
这样，就滚雪球一般将农民群众发展起来了。
不到半年，“佛堂”遍及城、宣、万三县根据地境内。三支队司令戴重手下的“神兵”较多，因而他常被称作“神兵总指挥”。
与军阀兵作战时，因农民军武器弹药缺乏，大多只有自制的大刀长矛和土炮。李家俊便将部队编为三个部分：“神兵”作先锋队，一般农民作技术队，少数使用现代武器并受过军事训练的作特务队。
“神兵”每人头裹红帕，身上左肩右胁斜挂三至五寸宽的红布带，上书“佛门弟子大道会”或“佛门弟子神兵会”，也有的还要穿自制红布背心或小褂。上阵出发前，先由各队领头人以黄表纸画符，烧成灰让每人和水吞服，称之为“喝符水”，以为能避枪炮。
作战时，“神兵”老师和各队领头人均身先士卒，冲锋在前，这对毫无作战经验的农民来说，确实起到了很好的鼓舞、带动作用。
而当时军阀部队的士兵，也大多相信迷信，对不畏枪炮呐喊着向他们冲来的“神兵”，也往往以为真的是“刀枪不入”，心理上受到迷惑和震慑，往往不战自溃。
李家俊还告诉文强，对于从未接受过正规训练和教育的农民来说，“神兵”还有一些积极作用。比如他们的五条戒律：一戒不存心无二，二戒不孝敬父母师长，三戒徇私报仇，四戒临阵退缩，五戒贪财爱宝。这些对加强纪律，鼓舞士气都有好处。
在保存下来的中共四川省委1930年4月15日致（涪陵）二路红军前委的信中，可以看到这样一段话：
……我们的力量是建筑在群众上面，有广大群众为自己生存而同敌人决死斗争，有热情是可以制胜敌人更坚利的武器。比如神兵，并没有什么武器的，甚至不要新式武器，往往能战胜强大的军队。这是群众力量伟大的证明。
这段文字足以代表当时中共地方组织对“神兵”的一种认识。
文强当然也清楚中共组织对民间“教匪”运动的态度是着重利用、教育和改造，并且将其视为农民革命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因此，尽管他对“神兵”持有异议，但仍然尊重李家俊的意见，暂时未对“神兵”在红军中的活动加以限制。
不久，文强又亲自观看了一次以“神兵”为主力的战斗。
这次战斗前，红军得知刘存厚的军阀兵有一个团要经龙潭河边一条小路进山扫**，事先在两边山上设下了埋伏。参战的是戴重领导的三支队，以“神兵”为主力，
战斗打响后，披红挂带的“神兵”呐喊着冲向敌军，一时确有令人望而生畏之势。
然而，军阀兵已经过与“神兵”的多次交锋，不再相信“刀枪不入”的神话，不再像初见“神兵”时那样惊慌失措。
双方厮杀不到一刻钟，埋伏在山上的红军后续部队还没有投入战斗，前面的“神兵”一见到有人中弹受伤倒下，就顿时惊慌溃败，而且再也不听指挥，一败即不可收拾。军阀兵又迅速抢占了制高点。
尽管其他红军还坚持了几个小时的战斗，终因失去了战场上的优势，加之武器不如军阀兵，无法取胜。
戴重也被敌弹洞穿腹部负了重伤。文强见状，只好下令撤退。
到了后来，随着红军的发展壮大，武器弹药的增加，同时在作战时“神兵”老师有时不听命令，实战中“神兵”所谓“刀枪不入”的神话逐渐被击破。
有些基层指挥员也不再相信“神兵”。有一个小队长听他手下有人说起想参加“神兵”，就骂道：
“怕死鬼！我们不是一党的。他们信佛堂，我们信革命！”
文强因势利导展开破除迷信的宣传，“神兵”逐渐减少了活动。
以后，曾为李家俊起义开设第一个“佛堂”的“神兵”老师王清云，以“总教师”自居，得意忘形，竟奸污妇女，被农会得知后，断然按照红军纪律将其处决。
从此，“神兵”在一路红军中便不再有影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