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县行委建立起来后，文强加强了共产党在根据地的组织和宣传工作。
此前，李家俊出于广泛发动群众的策略考虑，没有宣传“建立苏维埃”“拥护苏联”之类农民群众难于理解的中共方针政策，而主要以“抗捐”为号召。因此，尽管他将起义军称为“城万红军”，自称红军总司令，但是当地群众甚至当时报纸报道中仍多称之为“抗捐军”或“民军”。
李家俊还任随一些农民群众按照他们从古典小说《水浒传》及有关农民起义的传说、戏曲中所得到的知识，提出一些他们容易接受的口号，打出各色旗号。因此，农民军的旗帜上，从“替天行道”到“死里逃生”“扫平将军”都有，十分芜杂。农民军队伍也没有正规编制，而是以各自领头人为名，诸如“王魁元大队”“李得胜小队”等。
文强遵从临行前刘愿庵给他的指示，将这支起义军依照全省暴动计划的序列编为四川工农红军第一路（简称一路红军），统一了旗号和建制。
他亲自设计，将队旗统一制作成红旗，没有红布就用乡间的土红染料染白布代替，中间缀上白布剪成的镰刀斧头图案，镶黄色牙边，靠旗杆的内边白布旗裤上写“四川工农红军第一路总指挥部”或“支队”“小队”等字样，并各有不同比例。
他还以戴重为得力助手，制定出部队编制方案，起草了多种制度、条例，最后公布：一路红军总指挥李家俊，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李哲生，下辖三个支队，分别由吴会治、胡洪疆、戴重任司令员，王国梁任政治保卫处处长，徐永仕仍为参谋长，按农民习惯，照旧称“军师”。
另外，还逐步建立起了各乡农民协会、妇女协会、儿童团等群众组织。
文强不仅亲自写标语、刻油印，还找了几个稍有文化的人组成学生队，到处写出了“工农兵联合起来打倒国民党！”“打倒军阀刘存厚！”“打倒团保委员！”“屠杀一切贪官污吏！”“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1”“遵守红军纪律！”这类宣传共产党主张的标语口号，
在文强到来之前，起义军已在龙潭河乡场上的一家大院子里建立起了县农民协会，实际上就是县革命政权，当时其他许多地方统称苏维埃政权，只是因李家俊从当地实际出发，不愿用“苏维埃”这个农民群众不懂的外国名字，才决定用农会来代替了苏维埃。
——这一点，是李家俊起义军比当时其他许多红色根据地都特别而高明之处。当然，这也同他们远离中共组织上级领导，可以自行其是有关。
农会选出李家俊等13人为常务委员，李家俊为主席，文强到来后被增补进农会，担任了类似于秘书长的角色。农会下设经济、粮食、妇女、军事、保卫各部，军事部长自然是“军师”徐永仕，保卫部长是王国梁。
农会的妇女部长，是李家俊的姑母蒲李氏，一个能干、泼辣却连自己的名字也没有的农村妇女。她的丈夫是一个穷庄稼汉，住在巫家沟。她比李家俊大几岁，在当时农会中很有名气，特别是在各村组织了一批年轻姑娘为红军作交通联络工作。
李家俊给他这位姑母取了个化名叫李蒲。文强得知后，便戏称她为“李卜克内西”——那是一位在10年前就为社会主义理想献出了生命的德国马克思主义领袖的名字。此时中共党内为提高党员觉悟，对李卜克内西和与他同时殉难的另一位女革命家卢森堡作了许多宣传，并要求各地党组织开展“李、卢纪念周”一类活动。
但对于万源山乡的农民来说，是怎么也记不住那个古怪的外国名字的。
文强还在根据地办起了青年干部训练班。由农会和红军选拔出青年约50名参加受训，主要讲“我们为什么要革命”和“革命对我们有什么好处”这两个题目。
他还派出几批人员到达县、宣汉等地去招聘小学教员，打算在根据地开办小学，提高农民群众的文化知识。可惜因战争的影响，这一计划未能实现。
不久，驻宣汉七里峡的刘存厚军二师七团二营四连，经王维舟策动，由三排长龙海云率全连士兵，打死连长毛成芝和其他几个反动军官，宣布起义，携带意国（意大利）枪80余支，绕道百余华里，经城、宣、万三县边境大山，来到革命根据地，加入了一路红军。
李家俊代表一路红军总指挥部，文强代表中国共产党，向他们弃暗投明的行动表示了热烈欢迎。这一连被编入吴会治的一支队，扩充为一个营。
这正是一路红军发展壮大的时期。
从当时的两则报纸报道即可看出一路红军的声势。
1930年1月23日《商务日报》载民国通讯社8日绥定（达县）通讯：
自李家俊揭出民军旗帜起，声势浩大，复又经城口万源等受压迫之民众投奔，势力更加膨大。刻闻李已装备完善，分为四路，李本人为民军总司令。每路枪约千余支。已纷纷向万源前进。前线距万城仅十余里。城内驻军，兵力薄弱，岌岌可危……
1930年4月3日重庆《新蜀报》载重庆秋阳社3月21日绥定特约快讯：
李家俊率领农民数千人，进逼城口消息，已详18日通讯。兹处记者探悉，李家俊是次率领之农民，均受过相当军事训练，并有共党中坚分子从中鼓动领导，其战斗力本强。加以神兵数百人在前线冲锋，其势尤不可当。竟于昨廿日由神兵先行爬进城，农军继之，将城口刘耀卿团全部缴械，并将县知事枪毙，各局卡被烧光。李家俊入城后，发布告示，宣传没收土地、焚毁契约等共产政策，自称红军总指挥。对于各乡土豪劣绅，则交由各县农民协会从权处理。其罪重者则处以死刑，已被处死的豪绅已达十余人。因此，各地农协人数，日益众多，势力日益扩充，乡村政权，已为彼等所掌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