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强沿长江边经忠县、丰都、涪陵等县，按照李鸣珂的嘱咐，顺道代表中共四川省军委考察了解当地中共基层组织工作。

在忠县，他应邀给当地中共基层干部讲解了国际国内形势，传授了兵运等方面的工作经验，还介绍了南昌起义的情况。这对于那些土生土长的基层干部来说，真是上了难得的一课。

在涪陵，他会到了在当地驻军中从事兵运工作，担任驻军政治部主任和中共地下军支书记的老友胡陈杰。

胡陈杰与他在黄埔军校是同期同学，也是在校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北伐前夕他们又一起被选送到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在广东大学开办的政工干部特别训练班，受训后又一起参加了北伐军总政治部宣传大队。以后又一起被选派随朱德入川到杨森部工作。

到万县杨森部后不久，因胡陈杰与驻涪陵的军阀郭汝栋有四川铜梁的同乡关系，被朱德派到了郭汝栋部去开展工作，文强与他才分开了。

胡陈杰在他们那批黄埔同学中年龄稍长，为人又较老成持重，因此大家起初都叫他胡老大。后来有人提出，“胡老大”会被误认为是糊里糊涂的老大之意，便又改称他为“陈老大”。

这时，这位老大哥热心地替文强筹措到30块银元作路费，并悄悄告诉他，目前风声很紧，他已遭到上司怀疑，此地不可久留。

文强和胡陈杰都没有想到，此一别，竟成了他俩的永诀。

他们更不可能想到，致胡陈杰于死地的，并不是国民党军阀部队的上司，却是中共组织内的左倾领导人！

——几个月后，郭汝栋部被调到湖北，已有“共党嫌疑”的胡陈杰被郭汝栋赠送旅费“礼送”离开部队。随后，胡陈杰由中共中央派至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他化名胡慎己，先后担任了红军大学校长、红八师参谋长等，不幸于1932年9月在左倾路线的“苏区大肃反”中，被中央代表、中共湘鄂西中央局书记夏曦以莫须有的“国民党改组派”罪名杀害。

文强辗转回到重庆，李鸣珂一见到这个“死而复生”的人，大喜过望，连忙叫妻子李和鸣买来酒菜接风洗尘。

李鸣珂告诉他，他们已得知他“投江自杀”的消息，看到了《万州日报》上的报道和他的“遗书”，李鸣珂断定这“遗书”被叛徒做了手脚，但并未想到文强已金蝉脱壳。

李觉鸣还打趣道：

“大哥正要为你筹备追悼会呢！”

李鸣珂又告诉他一个令人难过的消息：

第七混成旅旷继勋部，在条件极不成熟的情况下，已于6月29日在遂宁、蓬溪两县交界处仓促兵变，并在短短三个星期之中全军覆没！

原来，旷部此前已驻扎于四川省遂宁县射洪嘴、蓬安镇一带，以罗世文为书记的旅委多次向省委提出马上举行兵变的报告。中共四川省委一直反对旷部仓促兵变，并在得知他们已下令兵变后，省委决定撤销了旅委，另派邹进贤（化名周三元）去担任特委书记，罗世文改任党代表。

省委还在给旷部党组织的指示信中，逐条驳斥了他们提出的“经济困难”“部队有被解决的危险”“群众情绪高涨”等所谓兵变时机成熟的理由，指出他们“准备太不充分”，“非常不合兵变的条件”，甚至严厉批评他们是在搞“军事投机”“玩弄暴动”。

直到兵变前一天，省委还发出指示，反对鲁莽行事，甚至断言“若果马上便发动，必归失败”……

但是为时已晚。

一场儿戏般的军事冒险，致使辛苦多年积蓄起来的革命力量毁于一旦！

李鸣珂叹道：

“唉，他们不听省委招呼，硬像是鬼打慌了一样！本来我们是准备等你从万县回来后也去参加前委，发表你为兵变后的红一师师长……都怪我，不该派你到万县。你若在旷部，也许不至于失败得如此之惨！”

文强苦笑道：

“你晓得旷继勋不会听我的，又有罗世文支持他，我去了又能有什么办法？”

两人默然许久。

随后，李鸣珂告诉文强，中共四川省委已经在他“万县历险”的那段时间里，在成都召开了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省委领导机构，由刘愿庵担任省委书记，李鸣珂仍作省军委书记。省委即将搬到重庆来。

李鸣珂要文强再辛苦一趟，以省委特派员身份，到合川、武胜、岳池等地去走一趟，收容旷部被打散的人员，将其介绍给当地中共地下组织，为武装斗争积蓄力量。

文强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一身征尘未洗，文强又踏上了崎岖的山乡小路。

晓行夜宿，风雨兼程，奔走了一个来月，但他没有收容到一个旷部失散人员，只联系上了几个失去了组织关系的中共党员和同情革命的左派军人。

文强回到重庆后不久，8月下旬，重庆最闷热的日子里，中共四川省委从成都搬迁回来了。

那时的中共四川省委，与全国各地的中共组织一样，是处于秘密状态的“非法组织”，再加上交通、通讯的极不发达，“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省委与各地基层党组织的联系十分困难。

为了减少困难，当时的惯例是，省委在成都时，在重庆设立川东特委；省委在重庆时，在成都设立川西特委。

此时省委又迁到了重庆，原在重庆设立的川东特委便撤销了。相应一些干部的工作便需要重新调整。

文强的工作，省委也在考虑要另行安排。

在此期间，文强和另外几个同样在等待安排工作的同志，常到重庆城南储奇门街边一个綦江籍共产党员开的茶馆（也是一个联络据点）里喝茶聚谈。

他们这批茶客中，有从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归来的邹进贤、王国梁等人。

邹进贤在旷部兵变开始前，被省委派去担任了特委书记。省委原是想让他去对旷继勋、罗世文的左倾盲动情绪起一点缓冲、制约作用。但他去时已无法扭转局面。在兵变失败后，他曾给省委写了长长的报告，详细总结了旷部党组织在兵变前后的错误和教训。

他知道文强曾是旷部前任中共旅委书记，便痛心地对他谈了不少兵变中的问题，特别是个别领导干部作风上的问题。

邹进贤说得激动时，戴的一副铜边近视眼镜总要滑到鼻尖上，他低头凑近文强耳边，愤愤不平地说：

“兵变成立了红军，军官还是官僚化，士兵穿草鞋，长官坐轿子，连党代表罗世文也背个文书背夹跟在轿子旁边跑，活像个马弁……这怎么得了？像这样子搞，革命就是成功了又有啥子意义？”

邹进贤这年已30岁，比文强要大七八岁。年轻一些的文强，对不符合革命理想的一切，更是嫉恶如仇。两人谈得十分投机。

邹进贤后来仍然为旷部兵变失败承担了责任，受到了处分。

这年11月召开的中共四川省委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第七混成旅兵变失败的决议案》，对第七混成旅党组织提出了严厉批评，指出他们“竟在准备太不充分的时候，在客观上偏向于有意的脱离省委的指导而发动兵变，充分表现盲动主义倾向之严重存在。”

决议案最后宣布，给予中共第七混成旅领导成员、兵变领导人、兵变后组建的四川工农红军第一路总指挥旷继勋留党察看处分（因旷已调中央特科工作，察看期由中央定），给予中共第七混成旅特别委员会（特委成员三人：书记邹进贤，委员兼四川工农红军第一路党代表罗世文、委员兼革命委员会经委主席李伯均）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在那时，中共领导的暴动失败之后，参与的领导干部，通常都是死者尊为烈士，生者接受处分。这几乎成了惯例。

因此邹进贤也并无怨言。

在茶馆里，邹进贤仍如往常一样爱讲些幽默笑话，当时大家都开玩笑称他为“东方朔”——西汉时以诙谐滑稽著称的文学家。

每当有邹进贤在茶馆，总是会笑声满堂。

他们谁都不可能知道，这位红色“东方朔”，在几个月后，就将惨死于军阀刘湘枪口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