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牟家，文强少不了要假意对牟偶仁抱怨几句。牟偶仁自然百般劝诱，说登报声明一下有什么关系？又不要你出钱。

过了两天，已是农历五月初四。这天一早，牟偶仁对文强说：

“明天是端阳节，我要回梁山乡下去给父亲上坟，最多三天就回来。志昌留在家里陪你……”

文强从牟母口中得知，牟偶仁的回乡安排是在几天前就定好的，扫墓祭品都已准备好了，看来不会有诈。

文强知道机会来了。

当天下午，待牟偶仁一走，文强便对牟志昌说要去给玉华家里送点过端阳的粽子，牟志昌形影不离地跟着他。

到了玉华家，文强找机会悄悄给玉华交待了几句，然后告辞出来，在街上买了些酒菜。

当晚，他请牟母和牟志昌饮酒过节。从不饮酒的文强，只劝牟家母子二人对饮，他在一旁想出各种话题来劝酒。牟志昌见有好酒好菜，经不住几劝，很快就被灌醉了。

待证实牟志昌确已烂醉如泥，牟母也已睡下后，文强连忙在昏黄的油灯下展纸挥毫，赶写了两封“遗书”，一封给玉华，另一封给牟偶仁。

他知道自己逃走后玉华将是首当其冲的怀疑对象，因此想通过此信为她开脱，便在信中说了些“情场失意”的话，称自己是在政治上和爱情上的双重失败者，得不到玉华的爱情，只好结束自己无意义的生命。

给牟偶仁的信则写得长一些。他在信中痛斥了国民党背叛大革命带来的恶果，也谈到了因对中共党内的错误策略和领导不满，只好脱离政治生活。他写道：“自脱离CP的政治生活以后，我的精神是衰颓到极点。环境逼人，是没有办法啊！”“回湖南没有出路，在四川也不是出路，在这革命**激**的时候，没有立场，又何必来苟且偷安呢？我没有勇气来登报脱离共产党籍，保存了这没有勇气的尸体，有什么意义和价值？”这种种之上再加上爱的问题不得解决，相信真诚的友情却又被朋友所出卖，个人生活全无出路，因而只有“痛快的在大江中汹涌的波涛中死去”……

凌晨时分，一乘轿子来到牟家门外。

带路的是玉华的一个干娘。这个农村妇女长得结实粗壮，身材和说话声音都像个男性。她轻轻敲开门后，站在门外低声问：

“你先生是不是文强？”

文强点点头。

玉华的干娘提着马灯，照了照手里拿着的一张照片，又照了照文强——那是文强与玉华在广汉相会时照的合影。

“验明正身”后，玉华的干娘才叫文强赶紧上轿，并交给他玉华准备好的十块银元。

轿夫一声低沉的吆喝，轿子起肩后便快步飞跑起来……

文强又一次从万县死里逃生，一路顺利到了忠县。玉华的姐姐在那里教书。

待牟志昌天亮后被牟母叫醒过来，只见桌上放着文强写好的两封《遗书》，赶紧跑出去，沿江边寻找，果然找到了文强丢弃的衣服、鞋袜——那是文强上轿时交给玉华的干娘放到江边去布下的疑阵。

牟志昌急忙向当局报告了此事。这样的事在当时万县那样的县城算得上是轰动一时的社会新闻，《万州日报》在当天特地出了《号外》，报道文强投江自杀及刊出有关打捞尸体的启事。

牟偶仁回来后得知此事，大为扫兴。他将文强的《遗书》拿来，反复研究后，删去了其中谴责国民党和不点名暗骂他这个“朋友”的句子，又添加了几句骂共产党的话，拿到《万州日报》去，以《投江自杀的黄埔生文莱之为的是找不着出路和爱的问题不能解决》为题发表了。

叛徒们还为文强的“遗书”加了个长长的编者按语，对文强的经历作了简介，说他是“努力为共产工作，人民之受其害者，不知凡几。”直到因旷继勋部参加同盟军与刘湘军东道之战战败，“该党计牺牲二十八人，由是大起分化。文始彻底觉悟共产之恶，脱离该党政治生活……因己身问题不得解决，突于十二日晨，投江而死。”

第三师军法处长陈宦湘和他的顶头上司师长王陵基得报后，自然恼恨不已。

这一次，被民众称为“王灵官”的军阀王陵基，未能同名震川中的共产党人文强见上面。

——直到30年后，他俩才以“国民党高级战犯”这一同样的身份，在中国共产党的战犯管理所北京功德林监狱里见了面。此乃后话。

再说，彭兴道、牟偶仁等人见打捞不到文强的尸体，仍然怀疑其自杀有诈，牟偶仁还跑到玉华家去，威逼玉华交待文强下落。

更为严重的是，文强那封本意是为玉华开脱的“遗书”和编造出来的“因情场失意而自杀”的故事，在县城里一时成了街谈巷议的话题，好事者众口相传，议论纷纷，《万州日报》上甚至还登出了谴责玉华薄情逼死情人的文章。

在当时那样传统观念相当强的县城，这样的舆论足以杀人。

玉华的母亲因此而不幸气急病逝了。

文强再也没有料到，他的这一番历险，使他的爱情生活真正遭到了失败——因玉华母亲之死，玉华的姐姐从此坚决反对他俩的婚事，认为文强是玉华家的克星。

玉华也因母亲之死的阴影无法从心头抹去，无法再与文强继续像过去那样来往。

而文强此后又因长期从事出生入死的地下革命斗争，哪里能像浪漫小说中的有情人那样去不顾一切地追求意中人！

他俩从此“缘尽”……

“假自杀”之计，使文强逃脱了魔爪。而为假自杀编造的“情场失意”故事，却弄假成真。

这使得文强后来痛心不已，直至晚年，他还念念不忘这段往事，自责“对不起玉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