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出这件特殊任务的起因，要从一年前谈起。

一年前的1928年3月9日“兴隆巷事件”，中共四川省委遭到破坏。

7月酷暑中，李鸣珂带着助手李觉鸣，奉中共中央之命来到重庆，参加新组建的四川临时省委工作，建立起了省军委机关。李鸣珂任省委常委兼省军委书记，李觉鸣任军委秘书兼负责保卫和锄奸工作的地下特务队长。

为了反击国民党军阀的屠杀政策，他们决定进行报复。

经过李鸣珂精心布置，由李觉鸣带领两个地下特务队员，于9月24中午，在离刘湘二十一军军部不远的大马路杨柳街上行刺，击毙了被蒋介石派到二十一军任政训部主任的特务头子戴弁。

刺戴案发生后，刘湘严责其部下第三师师长、江巴卫戍司令王陵基，务必缉拿“凶手”归案。

于是，重庆城内军、警一齐出动，全城戒严，开始了大搜捕。

本来，处于地下状态的中共四川省委机关不见得会被发现。

但事情坏在内部出的叛徒身上。

原来，在大搜捕之前，已有一个四川早期较为著名的共产党人自首叛变了。

此人名叫彭兴道，早在大革命开始前就已加入中国共产党，还被中共中央派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回国后曾在武汉任《楚光日报》总编辑。

大革命失败后，共青团中央派他回四川清理团组织，建立起共青团临时省委，他担任了省委书记。后因工作中不能团结同志，又与中共四川省委闹独立，而被免去团省委书记职务，调到涪陵担任团县委书记。

这以后，他就已是满腹牢骚，心生异念了。

不久，团中央在上海召开代表会议，一位路经涪陵前去赴会的四川代表请彭兴道“一起去玩”，彭兴道便擅自去了上海，并以代表身份参加会议。团中央知道后，责令他回川检查错误，接受处分。

他含恨回到四川，就一头栽进了军阀的怀抱，投靠了江巴卫戍司令王陵基，当上了王陵基师部的秘书。

投靠新主子后，彭兴道便急于寻找机会立功。

刚好这时大搜捕发生了，他便千方百计进行活动，找到共青团四川省委秘书廖时勉竭力劝诱。

廖时勉此时正因同妻子和团省委另一位女工作人员闹“三角恋爱”而受到批评，团省委还要将他们拆散并调离重庆。廖时勉等人不愿接受批评，更不愿离开大城市，正对组织不满中，经彭兴道一拉，就下了水。

由于廖时勉的出卖，共青团四川省委遭到破坏，抄出大批文件。接着，中共四川省委、共青团江巴县委也遭到破坏。党、团省委书记及有关干部相继有30余人被捕。

1928年底，因军阀之间发生争夺地盘的“下川东之战”，王陵基奉命率部打到万县，占领了军阀杨森的老巢，并将师部移到了万县，为刘湘镇守下川东门户。

彭兴道、廖时勉、汪海若等叛徒，也跟着主子到了万县，并在那里利用被他们控制的《万州日报》，大登反共文章。

这时，正在川西工作的万县籍共产党人牟偶仁，其母亲听说各地都在捕杀共产党，担心儿子在外有危险，便一再托族人写信催促牟偶仁回家，最后，甚至请人发去一封电报，谎称“母昨去世速归”，将他骗回家中。

母亲的一番好心，反而使牟偶仁回到万县即遭逮捕，经彭兴道等人引诱，也叛变参加了反共活动。

于是，在《万州日报》上，从1929年4月13日至5月7日，便几乎每日一篇地连续刊出了牟偶仁的长篇叛徒自白书《今天的我》。

他吹嘘说，共产党的工作除了妇女工作以外他什么都做过，并从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士兵运动、青年运动、土匪运动、教（民间邪教）民运动等各方面，对共产党的所谓“罪恶”进行了肆无忌惮的攻击。他还声称：

我的决心是以我残余之身，在生命未终以前我应不遗余力的提示所谓共产党的真相，我为得要剪除蝎蛇的共产党起见，我除了尽力的在青天白日之下，不容一点共产党的技术发展而外，我是供力于制止共产党的国民党强大起来！

李鸣珂交给文强的特殊任务，就是要他到万县去，设法制裁彭兴道、廖时勉、汪海若、牟偶仁等几个叛徒！

现在想来，似乎有些不可思议：文强只身一人，又不能带武器（以防上船后被搜出坏事），要到军阀王陵基的师部驻地去，想出办法制裁几个得到军警保护的叛徒——而且所去的地方又是文强曾以共产党人身份公开活动过的地方，时间才过去一年多，当地人多半还未忘记大名鼎鼎的风云人物“文教官”“文大队长”。他随时都有被指认的危险……

要想顺利完成这样的任务，真是跟通过当年的蜀道一样，“难于上青天”。

只有那样的非常年代，才会有那样的非常之举。

然而，那时年轻的共产党人都充满“初生牛犊不怕虎”“刀山敢上火海敢闯”的精神。文强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

临行前，李鸣珂关切地叮嘱他：

“到了那里，见机行事，只要能除掉一个叛徒也能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也算完成任务。你还可以找玉华商量，请她帮助，她是个好同志，人又聪明……”

文强感激地回答：

“大哥，请放心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