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夏里的一天，李鸣珂摇着一把折扇，在东水门残破的城墙边上，面对长江坐着，迎着江上刮来的凉风，含笑向文强问道：

“说是你那位重庆高中的妹儿，回万县去了？”

文强一怔，脸上露出了惊异的笑容：

“大哥，你也晓得了？”

“你经常给她写信，又找这个那个转信，大学、中学的同学都传遍了，哪个不晓得？”

李鸣珂说的“大学”“中学”，是当时地下组织称呼共产党、共青团的代号。“同学”就是党、团内的同志。

文强叹道：

“她妈妈病了……”

李鸣珂说起的那位重庆高中女学生，是一个万县姑娘，名叫玉华。当文强随朱德在万县二十军开展革命工作时，就认识了这位初级女子师范学校的共青团员。

那时，玉华姑娘的美貌便已有“倾城”之誉了。这个长着一张鹅蛋形的脸，一对水灵灵的大眼睛的姑娘，不仅外表美丽，而且聪明伶俐，思想激进，能歌善舞，特别是她跳的《葡萄仙子》舞，在万县真是倾倒无数的观众。

大革命失败后，玉华通过共青团组织的安排，同杨闇公烈士的侄女杨少兰（后来成为中共川西特委书记刘披云的妻子）转移到了成都，由共青团成（都）华（阳）县委安排去广汉县小学当舞蹈教师。因为在校领导学生搞反帝国主义活动，被学校解聘。

以后，她又到了重庆，进入了中共川东特委借教育界人士名义，打着“为刘湘培养人才”的旗号创办的重庆高中。

这个学校由一位参加过南昌起义的共产党人梁伯隆主持校务，实际上成了共产党人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和中共地下组织进行联络的据点。

因为重庆高中的革命面目日益暴露，只办了一学期，就被刘湘察觉，以“经费缺乏”为借口下令停办了。

学校停办后，革命师生们并未散去，他们又在重庆南郊，长江南岸的南坪办起了西南学院。

这时，玉华得到万县家中来信，知母亲病重，便请假回家去了。

文强自大革命失败逃离万县后，仍然与玉华等几个共青团员保持了通信联系。后来玉华在成都和广汉时，文强正在驻成都北门外凤凰山的旷继勋部从事兵运工作，两人也经常见面。

那时，因为反封建的宣传鼓动，“自由恋爱”几乎成了“革命”的同义词。年轻革命者们有不少在恋爱上表现得十分大胆。当时四川共产党人中追求玉华的就有好几个。

不过其中追得最紧、最热烈的，要数文强。

文强还是小学生时，曾因受五四运动新思潮的影响，有过一次“反抗包办婚姻”的行动。

那是他父亲离家去云南后，母亲寄居娘家时，经外祖母提议，按习俗给文强订下了一门亲事，与女方家庭交换了生庚八字，送去了“订庚”的聘礼。

文强起初并不知道这与自己有什么关系，直到父亲来信要求女方家庭送女儿上学读书，女方家庭表示反对，文强母亲在为难中，向文强征求意见时，他才得知这是关系自己个人幸福的“终身大事”。

他坚持要母亲退婚解约，力争了三年。

最后，得到父亲来信支持，文强取得了胜利。

文强追求玉华时的精神，也跟当年要求退婚一样执着。他在地下工作的百忙之中，还千方百计写了一本本的诗送给玉华。见不到面时，又经常写信。四川地下党内或共青团内的好些同志都曾为他转过信。

这件事在当时四川的地下革命者中已不是秘密。

“她妈妈病了，你也该去看一看……”李鸣珂沉吟说，神情不像是在开玩笑。见文强不解地望着他，李鸣珂正色说，“正好有一件任务想要你到万县去完成。”

“什么任务？”文强兴奋起来。

文强没有料到，一件特殊的任务，会使他只身重返他曾逃离的万县，还差点在那里成了“革命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