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是当时四川军阀中较大的一支——第二十一军军部驻地。

二十一军军长刘湘，字甫澄，于前清光绪年间投考成都新军弁目队，后转入四川陆军速成学堂，21岁时毕业后，在川军中当见习军官。因其对时任营长的速成学堂同学杨森“挖墙脚”，收回了抗命不归的杨森部下三个连，因功而被从上尉差遣提拔为营长，取杨森而代之。后又在镇压讨袁军时立功，被提升为团长。

在民国初年军阀混战中，刘湘不断依据军事、政治形势变换立场，今天拥某人，明天又倒某人，今天接受甲的委任，明天又接受乙的推戴，在乱世中靠着军事力量和政客手段步步上爬，很快便崛起成为四川军阀中一股举足轻重的势力。

刘愿庵在1928年5月代表中共四川省委写给中共中央的关于四川政治经济形势和党务工作的报告中，对刘湘有这样一个评语：

刘湘……四川军阀中最狡猾、最有政治眼光和手腕之一人。最近极力模仿蒋介石……（在军阀混战中）他自己绝不显然先与何方开衅，只是等待别人的冲突，而自己出来借口制止纠纷，统一川局。他的部队因为学系的关系，与他人不能结合，又没有可以公认的新首领，不能不拥戴他，所以内部颇能团结，对外现与蒋介石勾结甚深。

刘愿庵所说的刘湘“最狡猾、最有政治眼光和手腕”之处，不仅因为他在各方面都显得比其他四川军阀高出一筹，后来并打败了四川各路军阀（包括他的叔父刘文辉在内），成了“四川王”；还因为他在追随蒋介石反共时，往往能比别的军阀抢先一步，显示出一点“首创性”。

在1927年“清共”中，刘湘一手制造的重庆“三三一惨案”，比蒋介石在上海发动的“四一二”事变要早将近半个月。

在建立专职特务机构对付共产党方面，刘湘又走到了前头。

众所周知，蒋介石依靠的专职特务机关有两个：中统和军统。

中统，即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其前身为国民党中央党部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以收集中共情报为主。1930年以后，调查科才转为以侦查、破坏中共组织和抓捕共产党人的特务活动为主，建立起了特工总部，在各地发展了特务网。

军统，即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其前身为1932年建立的复兴社特务处，在抗日战争时期发展成为最大的特务机关。

而刘湘，早在1930年3月就公开建立起了二十一军特务委员会，大量收罗共产党的叛徒充任特务侦缉员，采取“以毒攻毒”的策略对付共产党，使重庆和四川的共产党组织遭到极为惨重的损失。

中共四川省委本来一直设在重庆。

1928年3月9日，自大革命失败后刚建立起来的第一届中共四川省委，在重庆城内兴隆巷8号召开巴县县委成立会议时，突遇警察上门收取捐税，警察见是一群青年男子聚在一起，只疑心他们在聚赌，将他们一齐逮捕，而当场搜出的文件却使他们暴露了身份，中共临时中央在“八七会议”后派到四川重建组织的省委书记傅烈，和省委组织局主任周贡植等9位共产党人，被杀害于城东朝天门河边。

同年秋，因叛徒出卖，省委再次遭到严重破坏，代理省委书记张秀熟等于10月1日夜里被捕。

省军委书记李鸣珂那时才从上海由中共中央派到四川，与张秀熟接上关系不久，住在城东长江边靠近东水门码头的芭蕉院小巷中。

10月3日，李鸣珂趁搜捕稍停的间隙，与军委秘书兼地下特务队长李觉鸣一起，冒险去到张秀熟住地吴师爷巷探察，发现屋门上已被贴了封条，知道情况不妙，连忙转移到外地避过风头，并给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和老领导周恩来（周恩来11月上旬才从苏联莫斯科回到上海）写去告急信作了汇报。

待到风声不那么紧了，李鸣珂才又回到重庆城里，与省委委员项鼎、共青团省委负责人方明等一起组建了中共川东特委，李鸣珂兼任川东特委军委书记，并继续以省军委的名义领导着重庆及川东地区的武装斗争。

文强到重庆后，在城东朝天门码头附近一家小客栈住下，然后按刘愿庵给他交待的接头方法，往刘愿庵的妻子、省委委员周敦琬的二姐家投了一信。

第二天，就有一个瘦小个子的青年来到客栈找他接头。

来人便是省军委秘书兼地下特务队长李觉鸣。

李觉鸣那年19岁，也是湖南人。在那个交通困难、通信不便的年代，同乡人在异地相逢，自然是倍感亲切的。

李觉鸣也进过黄埔军校，是第五期，比文强晚一期。但他还未毕业，就因为有一次反对体罚学生而被关禁闭。他被一个值星同学偷放出来后，逃回了家乡，后来通过湖南学生运动领袖夏曦介绍，到武汉找到恽代英，被安排进入中央军校武汉分校政治大队学习。不久被调入二十四师叶挺部教导团第一大队，先做学兵，后任班长，大队长就是李鸣珂。

参加南昌暴动后南下途中，李鸣珂被任命为革命委员会参谋团手枪队（即警卫队）队长，又调李觉鸣到手枪队做班长。

到瑞金后，李觉鸣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几次被派作周恩来、恽代英等领导人的临时警卫。从瑞金出发，他负责押运革命委员会的机要文件与行李。

到了汕头，他又和另一个警卫班长李文贵一起被抽调作周恩来的随身警卫组长，一直护送周恩来到了陆丰的金厢、南塘。

周恩来在南塘已卧病不起，由当地党组织安排住下养病，周恩来吩咐发了路费和介绍信，叫李觉鸣等人先走，经香港撤到上海。

以后，李觉鸣又在霍步青和李鸣珂领导下参加中央军委交通科工作，不久奉中共中央之命，随李鸣珂一起被派到四川。

文强与李觉鸣一谈起来，竟发现彼此的人生轨迹有不少相交之处。文强谈起从潮州撤出后在路上遇见周恩来的情景，这时才知道李觉鸣当时正在周恩来身边……

“原来是你啊！”

两人都笑了起来。

李觉鸣带文强到重庆城东芭蕉院，会见了李鸣珂。

李鸣珂这年30岁，留着八字短胡，显得比实际年龄老相。他是四川南部县人，与文强同是黄埔军校第四期同学，不过他是同廖宗泽一样读的步兵科。因为都是共产党人，两人在黄埔军校时便已熟识。

南昌暴动失败后，李鸣珂转移到上海，成为周恩来手下的得力干部。

1927年11月14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调整中央组织机构，中央不设部，改为在中央常委下设立组织局领导各科工作，周恩来代理组织局主任，李鸣珂被任命为组织局下设的军事科科长——总管中央军事工作。

由此可见周恩来对李鸣珂之倚重。

广州暴动前，李鸣珂奉周恩来之命，带着助手李觉鸣前往香港，给港九地区地下党负责人恽代英、聂荣臻送去经费，听取汇报。

为直接了解广州暴动失败后的情况，李鸣珂曾深入白色恐怖中的广州，险些落入敌手……

不久，他又奉派前往湖南，给南昌起义后与中央失去了联系的朱德带去中央的重要指示信（告之毛泽东领导的农军驻扎地区，指示朱德与之联络，共建苏维埃政权）。信中特别对朱德说：“中央特派李鸣珂同志经江西入湘专与你接头”，“中央一切重要的决议和关于军事运动的新政策，以及最近各省工农武装暴动的情形和统治军阀崩溃的趋势，已令鸣珂同志口头向你们详细报告”，信中还交待：

鸣珂同志的任务完成毕，即回来报告，万一你们需要鸣珂同志在那边工作，他可参加师委并任军队中一部分指挥工作，一切一切都由鸣珂面达……

可惜因当时正值湘、赣、粤几省国民党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湖南游击区进行会剿，交通断绝，封锁严密，李鸣珂与助手李觉鸣未能进入湘南找到朱德率领的部队，只得返回上海……

因中共中央派入四川领导武装暴动的第一任省委书记傅烈于1928年春被捕牺牲，中央才又决定将李鸣珂派回四川加强领导，担任省军委书记，领导武装斗争。

李鸣珂与文强既是黄埔军校同期同学，又都参加过南昌起义，相见之下，自然有不少的话说。李鸣珂的妻子李和鸣赶紧忙里忙外，打酒买菜，款待这个小老弟。

听了文强汇报旷部的兵变计划和有关这个问题的争论，李鸣珂皱起了眉头。

虽然他只有30岁，但多年的革命斗争磨炼已使他考虑问题较为冷静。他当然不同意盲目暴动。但是他又深知旷部的兵变已成“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之势，只是时间早迟而已。

考虑到文强与旷继勋的意见冲突已难于调和，不利于今后的工作，正好重庆又急需军事干部，李鸣珂便报告在成都的临时省委，将文强留在重庆，在他手下担任江巴（重庆地区）兵委书记，具体领导重庆地区的兵运工作。

临时省委也同意了这一意见，另派了罗世文去旷部担任旅委书记。

文强对这一工作变动自然也十分高兴，因为他早已对在旷部旅委中不断发生的争吵感到厌烦了。他十分乐于在李鸣珂手下工作。

文强通过地下组织安排，在重庆城中米花街贫民聚居区内，佃了一处简陋的民房，住了下来。

随后，李鸣珂以省军委名义开办了好几期兵运干部训练班，请文强给重庆及川东地区的兵运干部传授兵运工作经验、有关暴动的理论知识和实际经验等等。

这可不同于如今的训练班。这是在白色恐怖下从事的反政府（按国民党当局的说法则是“反革命”）活动。

他们有时在闹哄哄的茶馆里，有时在长江南岸幽静的山林中，或三五人，或八九人，或装作谈生意，或扮作游山玩水，谈的却是运动部队、掌握武装、兵变暴动的刀光剑影之事。

有时，发现旁边“有异状”，他们就得立即疏散，分头绕道逃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