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旷继勋与文强围绕能不能马上举行兵变的问题争执不下时，一个身穿长衫，俊秀的脸上架着一副近视眼镜的青年来到了旷部在广安白市镇的驻地。

此人是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秘书罗世文，化名罗澈木。

他刚从苏联学习归来不久，代表省委前来视察。

他的到来，使这场争论火上加油。

文强对罗世文的到来本来十分欢迎，特别是听说这个比他年长两岁的四川青年曾留学苏联，能直接阅读俄文原版书，在莫斯科东方大学时还为共产国际领导人的讲演作过翻译（当时四川党内误传为给列宁当过翻译，实际罗世文在东方大学时列宁已逝），因而对他十分尊重。

但是，文强很快便感到了失望。

罗世文坚决支持马上兵变的主张。

本来旷继勋的意见在旅委委员中居于少数，因为他讲道理讲不过文强。文强以南昌暴动的教训为例，指出旷部兵变缺少很多必要条件，士兵中的革命工作还不够深入广泛，在旷部驻地周围还缺乏工运、农运、学运、妇运等方面工作的配合，时机远不成熟，还需耐心积蓄力量……

罗世文的到来，却使旷继勋得到了有力的支持。

罗世文手里随时都抱着一本精装的俄文原版书，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他引经据典，搬出列宁原著中的一些论述作为依据，从理论上力陈革命暴动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强调马克思主义者在群众已经起来后只应站到前头去支持、领导而不应站到旁边指手画脚泼冷水……

在罗世文支持下，旷继勋更加坚定地主张马上兵变。

在一次旅委会议上，旷继勋同反对马上兵变的旅委委员詹素大吵起来，甚至闹到了拍桌子甩凳子的地步……

当时旷继勋34岁，文强23岁，罗世文25岁，詹素的年龄想来也相差不远。都是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发生意见分歧后自然很容易激化为带个人意气的争吵。

罗世文回成都向中共四川临时省委汇报了旷部问题，省委研究后，派了一位全权代表到旷部调查处理问题。

这位全权代表名叫刘愿庵，党内化名刘坚予，不久前在苏联莫斯科召开的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此时在四川省委担任常委、省委宣传鼓动部主任，正是罗世文的顶头上司，

在春节期间的热闹气氛中，个子不高、身体瘦弱然而仪表堂堂的刘愿庵，来到广安县白市镇旷部驻地。

刘愿庵是当时四川共产党人中较为成熟的革命者，他不但有较高的理论素养，而且曾在四川军、政界担任过具体职务，做过县知事（县长）、省参议会秘书长和军阀部队中的秘书、参谋、咨议官等，对社会实际情况有较深切的了解。

他耐心听取了争论双方的意见后，对双方都作了耐心劝说，肯定他们的意见都是有价值的，他们的目的是一致的，只是方式上“稍有不同”，希望他们以革命大局为重，避免闹个人意气，团结起来，共同努力为胜利举行兵变创造更多的条件。

刘愿庵实际上委婉地否决了马上实行兵变的意见。

因罗世文没有回来，旷继勋的意见失去了支持，又经过刘愿庵的耐心说服，“马上实行兵变”之议就打消了。

见刘愿庵没有对罗世文的死搬教条和旷继勋的固执蛮干进行批评，文强自然认为刘愿庵是当的“和事佬”，感到很不过瘾。

刘愿庵在与他同住一室期间，又对他作了许多说服工作。刘愿庵还劝告文强，对旷继勋身上的一些旧军人作风，要允许他有一个逐步克服的过程，从思想上进行耐心细致的工作，要看到，在当时的旧军官中，能像旷继勋这样自觉投身共产主义革命，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了。

经过刘愿庵的调解，中共在第七混成旅领导层中的争吵暂时平息了，但矛盾仍未得到根本解决。坚持进行长期隐蔽工作以徐图大计的旅委书记文强，与始终想要尽快举行兵变的军事首长旷继勋之间，意见很难得到统一。

刘愿庵离开旷部时，向他们提出了一个起缓冲作用的建议：将兵变计划作一番修改后，拿到重庆去征求省军委书记李鸣珂的意见。因为李鸣珂也曾参加过南昌起义，又曾在中共中央担任过中央组织局军事科科长，有较为丰富的军事斗争经验，此时正负责全川的兵运工作。

于是，刘愿庵走后不久，文强便脱下了军装，换上商人打扮的长衫，斜背一个“棒槌”包袱，随身藏着修改过的关于第七混成旅兵变的计划，在士兵们诧异的目光中，离开了旷部军营。

正是春分时节。吹面不寒杨柳风。

文强到渠江边搭上一艘民船，顺流直下，经合川驶向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