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香港到上海(1 / 1)

文强同一位原在万县二十军军校学习后来又考入武汉军校的四川青年、国民党左派人士刘德甫一起,改装逃亡。

他们在陆丰甲子海峡停留了几天,在渔民帮助下,乘民船渡海逃往香港。

上船后,他们才发现同船的还有另外几个逃亡的起义部队人员。患难余生,倍感亲切。

到了香港,大家结伴同行。但是仍然找不到党组织,连生活都无法解决。

他们见到有招工广告,便前去应雇,作装卸铁矿石的临时工,咬紧牙关下苦力,以汗水换来每天一元小洋。省吃俭用,积攒了一点路费。然后,他们相约去上海寻找中共组织。

在这段劳累、彷徨、饥寒交迫的日子里,文强的20岁生日——农历九月十九日,不知不觉就过去了。

从香港到上海,只有乘坐外国船商的海轮。但船票太贵,为了省下钱来,以防到了上海找不到组织又找不到工作时急用,有人出主意,让他们少花一些钱,买通船员混上了船,躲进了底舱。

谁知在船上他们又被查了出来。正在他们要被赶下船的时候,文强忽然看到一个西装革履、手挽一妙龄女郎的青年乘客从旁边走过,他认出这是黄埔军校四期同学唐仲明,南昌起义时在革命委员会财政部门工作。

唐仲明也认出了文强,赶紧过来问明情由,马上摸出钱来给他们补了票。然后挽着女郎径自回官舱去了。

到了上海,十里洋场,人海茫茫,又到哪里去寻找中共组织?

一天,举目无亲的文强惶惶不安地在海关码头徘徊,忽有一个把礼帽戴得很低的青年与他擦身而过。虽然那青年头上的礼帽低得几乎遮住了眼睛,但他的相貌和走路的样子却是文强十分熟悉的。文强急忙赶上去,迫不及待地低声问道:

“请问可是霍兄?”

那人猛然回过头来,一见是文强,惊愕的脸上顿时露出了欣喜的笑容。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此人不是别人,正是中共中央派出收容流落人员的军委总交通霍步青!

霍步青与文强是黄埔军校同期同学,而且还是中共党内的同一小组的同志。文强这一下真是“他乡遇故知”,说不出心里有多么激动。

霍步青向他问清了同来的有几人,然后安排他们住到四马路一家小客栈去。

第二天,霍步青来了,他告诉文强等人,因为革命已处于低潮,中央对收容到的失散同志,除少部分安排工作或送去苏联学习外,其余大多只能遣散回原籍,等待以后再安排工作。中央决定让文强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其余同志留下“永久通信处”后,每人发6元路费回家。

大家听到安排后都很高兴,总算与中共中央取得了联系,即使一时不能安排工作也没有什么。

文强当然更加高兴,当时的共产党人能到“共产主义的故乡”苏联去学习,是极大的幸福。

不料,过了两天,霍步青送路费来时,情况变了。他遗憾地告诉文强,因为最近又收容到一批同志,中央根据人员情况作了调整,决定让另外年纪稍大一点的同志先去苏联学习,文强年轻,今后有的是机会,目前暂时回家待命。

文强有些失望,但还是毫不犹豫地对霍步青表示,一切服从党中央的安排。

在冬月的寒风中,文强带着随他一起逃亡的四川青年刘德甫一起,回到了他的老家长沙乡下。

不久前那次回乡,他还是身着戎装,英姿焕发,大有“衣锦荣归”的心情;而这一次,却是旧帽遮颜,躲躲藏藏,落魄而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