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父亲的掩护下，文强与刘德甫二人深居简出，度日如年。

文强连连给上海的中共中央交通机关写信联系，打听“生意”情况有无好转，何时可以重新“入股”。但一封封信寄出后却如石沉大海，音讯杳无。

他们既不敢贸然去上海寻找中共组织，又不甘心长久困守乡间，像失群孤雁一般虚耗青春。

潜伏至次年开春，文强再也忍耐不住了，左思右想后，他和刘德甫商定：到四川去寻找中共组织。在家乡过完春节，文强便与刘德甫一起动身远行了。

虽然父母对他所献身的事业并不理解，但却十分开明，支持他自己作出的选择，为他筹措了路费，母亲还把一只金手镯悄悄塞给了他，要他留作急需时备用。

临别前夜，母亲又在观音菩萨牌位前焚香祷告了好久……

初春时节，料峭春寒中，文强与刘德甫两人绕道汉口，登上了溯江西上的航船。

此时，文强不知道，朱德正率领南昌起义后的一支残部，在湘南一带领导农民暴动；文强更不知道，周逸群与贺龙等人已潜回鄂西北去发动农民……

第二次经三峡入四川，文强的心情已是大不相同了。前一次正值革命**中，在朱德率领下，同船数十人，豪情满怀，急欲投入战斗；而这一次，革命已转入低潮，又只有他与刘德甫两个失去组织关系的年轻人，苦闷彷徨，不知前途有什么在等待……

船到万县，他俩不敢停留，生怕被人认出。到了重庆，找到一个原在万县认识的女学生、共青团员玉华，打听到许多逃出万县的共产党、共青团员都到了成都，他们又马不停蹄北上成都。

到成都后，文强二人通过一个当年在万县认识的学生介绍，住到了支机石公园附近泡桐树街一家学生寄宿舍，许多从省外回来的青年学生都住在这里。

文强这时为避免暴露身份，改名文莱之。

此后，“文莱之”成为他在四川从事中共地下工作时期的化名。在一些历史文献中也写作“莱之”“赖之”“乃之”“乃智”。

一天，他听说有个万县籍共产党人刘仁俊在成都，一问此人的相貌特征，他便认定是他认识的牟偶仁，急忙托人去取得联系。

终于有一天，一个高个子、四方脸的青年来到寄宿舍，见到文强便欣喜地叫道：

“文老师！”

此人便是牟偶仁，当时的中共川西特委委员兼成华县委书记“刘仁俊”——后来此人差点成为文强的刀下之鬼，而文强也差点因他而成为“革命烈士”。

在中国改革开放后的20世纪90年代，曾出现了一位名噪一时、颇有争议、大起大落的民营企业家，中国南德经济集团总裁牟其中。牟其中之父牟品三，曾做过四川盐业银行行长，后来回到家乡万县，当了许多年的万县商会会长。这位牟品三老先生，便是牟偶仁的堂兄。

牟偶仁原在万县四川省立第四师范学校读书，接受了恽代英、萧楚女等革命宣传家的影响，对社会主义产生了浓厚兴趣。因为“不务正业”，不安心学业而醉心于“革命”，被牟品三先生视为家族的败类，拒绝与之往来。当然，钱也是不能拿给这样的“败家子”去乱用的。因而牟偶仁生活十分窘困，全靠其年轻守寡的母亲帮人洗衣挣钱来供他生活与读书。

因领头闹学潮，牟偶仁又被学校“默退”（不公开宣布的开除）。他通过进步人士的关系，转到重庆川东师范学校继续学习。但不到一年，即因家中无钱寄来，他又只好休学，回到万县教初级小学为生。其间，他自办了《朝暾》小报，抨击社会不平等的现实。

大革命**中，牟偶仁到《万州日报》担任了编辑，投身于革命宣传工作。

在“九五”惨案时，牟偶仁担任了惨案后援会的干事，工作十分努力。后来又经常进出宝隆洋行，成为二十军政治部的常客。朱德发现这是个人才，特嘱文强等人对牟偶仁加以培养。

文强对其考察后，和滕代顺、杨逸棠等介绍牟偶仁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和国共合作的中国国民党，牟偶仁本名牟偶人，文强觉得不雅，建议他改成了牟偶仁。

这样，牟偶仁便成了万县地方上的第一个中共党员和第一任中共党小组长。

不久，牟偶仁受命发起筹建国民党县党部。筹建布告贴出来，牟偶仁排在筹建负责人第一名。当时万县的反动分子看了，嘲笑说：“国民党没得人了，只好搬出个‘木偶人’来。”

大革命失败前夕，牟偶仁去到重庆，在“三三一”惨案中被打伤，伤愈后奉派出席了在武汉召开的共青团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随后，由中共中央派回四川，到成都参加了共青团川西特委和中共川西特委的工作。不久担任了中共成华县委书记……

见到了牟偶仁，文强也就找到了中共地下组织。

牟偶仁带他去见了他认识的另一个熟人——当时的中共川西特委兵委委员廖宗泽。

在文强的传奇一生中，廖宗泽在几次关键时刻都意外出现，是一个对文强的人生道路有着重要影响的人物。

廖宗泽自去年春与文强在万县宝隆洋行见面相识以后，回到开江驻地。接着就发生了重庆“三三一”惨案。廖宗泽被黄慕颜派去泸县向刘伯承请示部队的行动计划。

因泸县已被刘湘重兵包围，廖宗泽无法进城，只得退回。但等他回去时，杨森也已经公开反共，黄慕颜部已被迫撤走。廖宗泽与部队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只好回到成都家中。

半年后，廖宗泽在成都重新接上了中共组织关系，被中共川西特委派到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八军（原四川江防军）中的地下支部（当时称军支）工作，对外以江防军总司令部政治部第三科科长一职为掩护。

廖宗泽此时见到文强，分外高兴。他赶紧带文强去见了中共川西特委书记方泽。

方泽本名刘披云，又名刘云简，方泽是党内化名。他是四川著名共产党领袖杨闇公的侄女婿，曾在武汉担任全国学生运动总会委员长，同时在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里担任连指导员。大革命失败后，他由“八七”会议后建立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派回四川，参加重建中共组织和领导暴动的工作，担任了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长，后调成都任川西特委书记。

他见到文强，大喜过望。经廖宗泽证明，他毫不犹豫就给文强恢复了中共组织关系。

刘披云要文强写一个有关“八一”南昌起义的经过及教训的报告，以供川西特委作为工作参考。

当时中共地下组织的主要工作是发动武装暴动，而要暴动就得有部队，因而在军阀部队秘密开展士兵运动，促成兵变，就成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中心工作。中共川西特委正愁缺乏这方面的干部，文强的到来，对他们真有如雪中送炭。

刘披云马上安排文强到一支军阀部队中去开展兵运工作。

文强本想带上一道回川的刘德甫同去，但刘德甫自感体质文弱，经过一番颠沛流离，已经不愿再去当兵吃苦受累，决定回家乡去做小学教员，遂与文强分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