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在陪都，还有一次感情失控的事。

这一次是因为极度悲痛。

1942年7月10日，周恩来的父亲周贻能在重庆逝世了。

不过，周恩来当时并不知道此事——他已在医院里住了半个月了。

在此之前，从5月底到6月初，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派出机构，领导江西、粤北、粤南、广西、闽南、闽西、潮梅、琼崖、湘南等地省委、特委工作的南方工作委员会，遭到了国民党特务的大破坏，即“南委事件”：

国民党中统特务先是破坏了中共江西省委，然后利用叛徒。控制了江西省委电台，骗取南委与之联系，进而诱捕了南委组织部长郭潜，郭潜叛变，又使这场大破坏更为扩大，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员、香港统战工作委员会书记廖承志和南委副书记张文彬、宣传部长涂振农等相继被捕，张文彬在狱中殉难，涂振农叛变……

周恩来为妥善处理这一严重事件，尽量使东南和华南地区中共组织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作了大量工作。由于极度焦虑和昼夜操劳，引起小肠疝气发炎，他不得不于6月下旬住进了重庆西北郊歌乐山间的中央医院治疗。

由著名外科大夫王厉耕主刀，为周恩来做了疝气切除手术。手术十分成功，但手术后还需静养。

毛泽东得知周恩来住院的消息后，给主持南方局工作的董必武发来电报说：“恩来须静养，不痊愈不应出院，痊愈出院后亦须节劳多休息，请你加以注意。”

董必武于是下令一律不准打扰周恩来，探视要经批准，也不准谈工作。

因此，对于周恩来父亲去世的消息，红岩嘴的人们都不敢告诉他。大家都知道他对父亲十分孝敬，害怕他知道了老人过世的消息后太悲痛，对他养病不利。

于是，董必武召集邓颖超、吴克坚、钱之光等领导干部研究后，一致同意暂不将噩耗告诉周恩来，等他出院后再告诉他。周老先生的灵柩暂停于红岩沟内，待周恩来回来后再出殡。

他们还决定派吴克坚与童小鹏去医院看望周恩来，若周恩来问起父亲病情时，就说有好转，请他放心。童小鹏回忆说：

“我和吴克坚怀着矛盾的心情去医院。在车上我们互相叮嘱要沉住气，不要露马脚。到医院后，我们没有露马脚，算是完成一项违心的任务。出了医院，我俩都汗流浃背。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在周恩来同志面前说谎话。每想起此事，都很难过。”

三天后，周恩来出院了。

童小鹏在多年后回忆了那一天令人难忘的情形：

“事情出乎意料。当7月13日周恩来出院回红岩二楼办公室，得知父亲去世已三日时，悲痛欲绝，恸哭不已。随后大声责问办事处处长钱之光，为什么不通知他。钱之光不敢回答。周恩来特别责怪邓大姐说：‘别人不了解我，你还不了解我？你为什么也瞒我？’邓大姐只得流着眼泪认错。一些同志闻声到二楼走廊，听到这些话，都为之感动得流泪。我更是泪流满面。这天晚上，周恩来为父亲守灵至拂晓。”

“悲痛欲绝，恸哭不已”……

对周恩来当时的表现，也许在场的人会有各不相同的记忆和说法（作家权延赤在《走下圣坛的周恩来》一书中，就综合了几个“目击者”的回忆，通过一个虚构人物的第一人称叙述，详细描写了周恩来痛哭的情景），但是不管怎样，也都脱离不了这八个字的概括。

综观周恩来一生，似乎再也没有什么时候出现过这样的情形。

在这之后不久，被周恩来调来协助宋庆龄开展保卫中国同盟工作的廖梦醒，和由周恩来安排来准备找机会探监的叶挺夫人李秀文，从澳门辗转来到了重庆。到达的当晚，她们在曾家岩50号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见到廖梦醒带着的女儿李湄和李秀文带着的女儿叶扬眉，十分高兴，一手挽着一个，问长问短。

坐定之后，廖梦醒哀伤地对周恩来说，“听说老太爷不在了，我们向您致唁。”

这时，意外出现了一个令廖梦醒永难忘怀的细节。多年后她回忆说：

“不料他一下子从座上站起来，非常悲痛。”

丧父之痛，人情之常。身为政治家的周恩来，也有平常人的这种感情。

不过，周恩来又毕竟不同于常人。

一位直属周恩来单线联系，从事上层统战工作的中共秘密党员陈乃昌，回忆了另一件感人的事。

当时，陈乃昌也听说了周恩来为丧父而痛哭的事，深感难过。他后来在回忆中说：“五十年后的今天，思之犹为之酸鼻。”于是，一方面为工作的汇报请示，另一方面也为向周恩来表示唁慰，他便特约于一天夜晚10时半到周公馆谈话。陈乃昌回忆道：

“当谈话近午夜时分，忽听邓大姐前来叩门。我还不认识她，我想这是相识的好机会吧，当即起立以待。哪知道副主席只半启房门，并用身子堵住和她说话。我和邓大姐互不见身影。”

按当时组织纪律规定，从事秘密工作的同志，不能随便与在南方局和办事处公开工作的同志相识。尚处于丧父之痛中的周恩来，并没有一刻忘记工作纪律，哪怕是对自己最亲近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