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美国外交家基辛格曾评价周恩来的风度是“文雅庄重”，具有“钢铁般的自制力”。这确是世人所公认的周恩来的一大特点。

不过，在特定的情况下，一个人的性情也会有越出常轨的时候。

在陪都时期，周恩来曾有过一次在盛怒之下摔了电话听筒的事。

那是在皖南事变刚发生之后。

事变之前，已经有许多迹象表明国民党将加紧对中共方面的政治压迫，并可能采取军事措施。

1940年10月19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副参谋总长白崇禧致电朱德、彭德怀和叶挺（这封电报即历史上所称的“皓电”），强令黄河以南的新四军与第十八集团军各部于电到一月内，全部撤至黄河以北。

10月24日，周恩来致电毛泽东，报告各方面消息“均证明反共**是正在着着上升”。“何、白十九日电是表示了国方决心”。

10月25日，毛泽东两次急电周恩来，说明“我们应估计到最困难、最危险、最黑暗的可能性”。

11月1日，周恩来致电毛泽东，断言“破裂的危机已至”，“反共局部战争会开始”。

11月3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指出“把重点放在应付投降应付内战方面，方不吃亏，方不上蒋的当。立即准备对付黑暗局面，这是全党的中心任务。有了这一着，就不会重蹈陈独秀的覆辙了。”

从这些情况来看，中共方面对形势的危险性是有充分估计的。

然而，正如从皖南事变中死里逃生的新四军军部秘书长李一氓所说，事情发展到后来的地步，“恐怕主要是我们把国民党想得太好了。”

12月25日，周恩来应邀会见蒋介石。这一天是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获释四周年的日子。蒋介石称周恩来为“患难朋友”，在谈话中以“极感情的神情”说：“抗战四年，现在是有利时机，胜利已有希望，我难道愿意内战吗？愿意弄坍台吗？现在八路、新四还不都是我的部下？我为什么要自相残杀？”“只要你们说出一条北上的路，我可担保绝对不会妨碍你们通过。只要你们肯开过河北，我担保至一月底，绝不进兵。”

同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发言时说，现在不能说反共**下降，但不过是大吹小打。周恩来也是这样的估计。提议恩来1月15日回延安，2月15日开七中全会。

这就是《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中所说的：“毛主席一度对形势作出过较为乐观的估计，认为蒋介石大举‘剿共’不可能，一切做法是吓我让步，大吹小打。”

——实际上，蒋介石已于半个多月前的12月7日核准国民政府军委会军令部11月14日拟呈的“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并密令各部执行。此时国民党准备围攻新四军的部队已经分别开到指定地点，构筑碉堡工事，基本完成对新四军的合围态势……

因此，尽管周恩来在同蒋介石见面的次日发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以足够的警惕说，蒋的许多承诺是“靠不住”的，“其实局部‘剿共’仍在加紧布置中。”但也未能估计到国民党会悍然对新四军进行血腥屠杀。

周恩来是在皖南事变发生的第二天，1941年1月7日得到消息的。他立即开始与国民党当局进行紧张的交涉，要求他们停止对新四军围歼的暴行。

1月13日，周恩来面告国民政府军令部次长刘斐，请他转达：中共方面请蒋介石何应钦命令顾祝同解除对新四军的包围，并让出去苏南的道路。只有迅速解除围攻，才能挽救危机于万一。

刘斐答复说，蒋介石已令侍从电告顾祝同，只要新四军北渡，不应为难。

随后，周恩来又接到刘斐电话，称蒋介石已于12日晚下了停打的命令。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也给周恩来打来电话，说何应钦已与顾祝同通话，告以蒋已允新四军假道苏南渡江，令各军不要阻止。顾答应照办，但声明现已与新四军电台失去联络，要中共立即催新四军与之联络。

——实际上，在蒋介石所谓“12日晚已下了停打的命令”之后，包围新四军的国民党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才下达了总攻击令，13日上午8时开始了对被围新四军的总攻击。新四军已弹尽粮绝，毫无突击力量，到下午2时许已伤亡7000余人。叶挺不得不决定分散突围。在他的指挥阵地上弹雨横飞，曾为《渔光曲》《王老五》等电影谱曲的著名音乐家任光和妻子在叶挺身旁中弹倒下……

1月15日晨，周恩来接张冲电话：本日11时半，何应钦、刘斐与顾祝同通话，顾称自昨晚起前线战斗已停，也无叶挺项英被擒事。张冲还传达了蒋介石的三点意见：顾祝同不会不听命令；他将再亲发一电给顾祝同，停战解围；请周转告叶挺、项英放心东进。

——实际上在此之前新四军被围部队除2000余人突围而出外，其余已全部牺牲或被俘。前去同国民党方面谈判的叶挺，已经遭到蛮横无理的拘捕……

这还不算完。更大的打击接踵而至。

当周恩来还在竭力展开工作以击退这次反共逆流，维护国共合作局面的时候，1月17日晚，国民党当局竟悍然以国民政府军委会名义发布了《通令》，诬蔑新四军“违抗命令，不遵调遣”，“胆敢明白进攻我前方抗日军队阵地，危害民族，为敌作伥，丧心病狂，莫此为甚。”“抗命叛变，逆迹昭彰”……并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将军长叶挺革职交军法审判。

同时，国民党当局还十分恶毒地在“军委会发言人谈话”中，借被俘后叛变的新四军参谋处长赵凌波的“供词”大做文章，胡说“该军叛变阴谋，昭然若揭”，还胡诌什么“新四军官兵中大多皆深识大义，不甘附逆，纷纷投诚”……

正如在当年北洋军阀政府不但血腥镇压学生还反诬受害学生是“暴徒”的“三·一八”惨案后，鲁迅所写的那样，“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但却万想不到“当局者竟会这样地凶残”，“流言家竟至如此之下劣”……

在得知国民党当局的《通令》和军委会发言人谈话后，悲愤已极的周恩来在曾家岩50号给何应钦打去电话，怒斥道：

“你们的行为，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们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你何应钦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怒不可遏的周恩来摔了电话听筒。

在盛怒之下摔东西，这在周恩来的一生中，恐怕是唯一的一次。

对于一贯注重修养、举止文雅庄重、具有超人克制力的周恩来来说，这显然应算是一次“失态”。但是，对这次失态，谁又会不理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