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月下旬，周恩来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从延安飞抵重庆，参加与国民党的谈判。

就在这紧张忙碌的日子里，周恩来抽出时间招待了一批特殊的朋友。

这批朋友是“第三党”的干部。

所谓第三党，是中国各民主党派中最早诞生的一个政党。大革命失败后，一批决心继承孙中山遗教，继续进行民主革命的国民党左派和脱离了中国共产党的人士组建了这个政党，最初一度被叫做中华革命党，后来定名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因为它仍然冠以国民党的名称，所以被人们区别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主流派和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改组派而称之为第三党。在九一八事变发生、该党领袖邓演达被蒋介石杀害之后，该党决定从名称上与国民党彻底决裂，遂更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即后来的中国农工民主党）。出于习惯，也为了简便，人们一般仍称之为第三党。

在陪都重庆，第三党的干部们是周恩来经常会见的老朋友。

这是一个细雨霏霏的下午。周恩来在曾家岩50号宴请第三党的章伯钧、韩兆鹗、郭则沉、刘宗宽等人。

在宴席上，周恩来分析了抗战胜利在望的形势，勉励大家走团结和民主的道路，共同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和平、民主、幸福的新中国。

漫谈中，谈到了中共与第三党历史上的关系。周恩来非常坦率地说：

“我们党过去在统一战线中犯过关门主义的错误。当时‘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党中央，对反对国民党反动派而积极活动起来的中间派别，错误地认为是所谓‘最危险的敌人’认为从国民党分化出来的第三党比国民党还坏，采取了关门主义，拒绝与之合作。这样就把一切可以争取的朋友，一概拒之门外，孤立了自己，帮助了敌人。这是惨痛的教训！”

周恩来在这时向在座的第三党干部作这样沉痛的检讨，这是他们都没有想到的。

应邀赴宴的章伯钧，这时是第三党中央总负责人。他早在1923年在德国留学期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周恩来、朱德等一起参加了中共旅欧总支部活动。以后他又曾参加南昌起义，任起义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后来因不同政见而脱离了中国共产党，成为第三党的创始人之一，主要负责宣传工作。对于周恩来所检讨的“关门主义”，他是深有感受的。

在第三党刚刚诞生之时，因为它不赞成中共当时倡导的工农武装暴动等政策，把中共和国民党改组派放在一起分别加以批评，便被中共中央在1928年5月所发的一份通告中称之为豪绅资产阶级蒋介石的走狗。以后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上又发表了连载文章批判第三党的理论和纲领。

更为典型的“孤立了自己，帮助了敌人”的“关门主义”，是这样一件事。

1933年冬，主张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发动福建事变，建立了反对蒋介石集团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后来通称福建人民政府）。在这次事变中，第三党是主要的策动者和参与者，第三党负责人黄琪翔等参加了这次事变的领导工作，章伯钧还在福建人民政府中担任了经济委员会委员。

但是当时正处于王明‘左’倾路线统治下的中共中央，却拒绝与宣布实行“联共反蒋”方针的福建人民政府合作，不仅不给他们以应有的支援，还在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的《为福建事变告全国民众书》中指责说“事实上证明，这一政府还不是人民的，而且也还不是革命的”，还说：“中间道路是没有的，一切想在革命与反革命中间找取第三条出路的分子，必然遭到惨酷的失败。”在后来发表的另一份宣言中，甚至称福建事变的领导人是“反革命进攻革命的辅助工具”。

福建人民政府只存在了三个月便告夭折，而中共也失去了与友军配合粉碎国民党第五次围剿的机遇……

这件事已经过去十余年了。抗日战争开始后，特别是在中国政治中心迁到重庆后，第三党已经与中共进行了十分密切的合作，双方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亲密的盟友。而周恩来却仍然念念不忘那“惨痛的教训”，并亲自向第三党的朋友们作出沉痛的检讨，这怎不令他们吃惊和感动！

参加这次宴会的第三党干部刘宗宽后来回忆此事时，十分感慨地说了一段颇能代表几位赴宴者心情的话：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一个政党的重要领导人这样亲切、诚恳、精辟的谈话，使我深受感动，铭刻肺腑，成为我参加民主运动的巨大原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