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陪都重庆，周恩来十分重视为人祝寿。比如：
冯玉祥60岁生日，周恩来亲自为1941年11月14日《新华日报》的庆祝冯玉祥六十寿辰专页撰写了《寿冯焕章先生六十大庆》，热情赞颂冯先生，表示“趁此良辰，谨祝先生坚持抗战成功，前途进步无量！”
郭沫若50岁生日，周恩来亲自提议并安排专人负责组织了大规模的祝寿活动。他还为《新华日报》特设的《纪念郭沫若先生创作二十五周年特刊》题写了刊头，并亲自撰写了热情洋溢的代论《我要说的话》。
著名教育家、经济学家马寅初60岁生日时，尽管马寅初本人已因公开抨击官僚资本而被国民党当局囚禁于外地，并且国民党当局已下令不准为马寅初祝寿，周恩来仍冲破阻挠，与董必武、邓颖超一起联名致送了情真意切的祝寿贺联……
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70岁生日，周恩来与董必武联名在红岩嘴设宴为之祝寿，周恩来亲致颂词，称沈老之快乐、健康、进步三事，可作全体模范。
科学家梁希60岁生日，周恩来特地备办了寿宴，将梁希和其他几位科学家接到《新华日报》社赴宴，亲自向梁希敬酒……
曾任河北省政府主席的著名西北军将领鹿钟麟在重庆过60岁生日，周恩来与董必武前往道贺，并赠送了鹿钟麟一套他渴求已久的《马克思全集》……
《新华日报》社社长潘梓年50岁生日，周恩来致信郭沫若、阳翰笙：“拟在弟处（曾家岩五十号）为梓年同志庆五十大寿，备餐共饮，并纪念江南事变。届时务请两兄拨冗来临为恳。”
著名作家茅盾50岁生日时，周恩来虽不在重庆，仍从延安发来指示，派南方局文化组长徐冰亲自到远郊唐家沱茅盾住处去，向茅盾提出要为他庆祝50寿辰和从事革命文艺工作25周年，并说明这是周恩来的意思，是革命文艺队伍的一件大事……
然而，周恩来自己的生日呢？
1943年3月18日晚上，客居红岩嘴的第十八集团军西安办事处处长伍云甫，在住宿的房间里那时明时暗的微弱灯光下记下了这样一则日记：
“本日为农历二月十三日，为周副诞辰（四十五岁满），办事处为备茶点祝寿，坚持未出席，只得由徐冰、坤元等先后致祝词，同志们分尝点心食物，欢欣而散。”
周副就是周副主席，即周恩来。办事处为他备了茶点祝寿，他却“坚持未出席”，结果只得由两个同志（南方局文化组组长徐冰，组织部部长孔原）致了祝词后，大家把点心分而尝之……
大约是当时周恩来的“坚持未出席”使得一些热心操办此事的同志有些尴尬，被南方局其他领导如董必武等知道了，为了不拂大家的好意，据伍云甫日记记载，第二天便在晚餐时备办了“筵席二桌”——说是“筵席”，当然也不可能有多么丰盛，而且说明：“未请外客，董老、林师长、小超同志及其他办事处同志参加。”未请外客，而且又有德高望重的董老和受中共中央委托从延安来参加同国民党谈判的贵客林彪师长参加，周恩来自然不便再推辞，这样才算了结了此事。
那么，周恩来在他生日这天做了什么呢？在伍云甫日记中有详细记载——周恩来在这天下午的整风学习会上给大家作报告时，进行了严肃的自我反省。
伍云甫日记记载：“周副自我反省说到家庭、学校、社会教育所受的影响。他出身旧世家，养母廿岁守节，抚育他至十岁即去世（卅岁），母读书通文字，在当时社会（可）说是一个模范良母，十岁以前的教育完全受母教”。“由于母教的过分仁慈礼让，使自己也带几分女性的仁慈（如看见杀狗及其他生物总觉难过），缺乏一种顽强和野性，故对于党内错误路线的斗争，往往走向调和主义”。而对自己在革命工作中的成绩呢，周恩来则谦虚地说，参加革命“迄今已廿年，经常处在实际工作的情况下，故培养了些工作能力”，但他马上又批评自己“理论修养不够，有些事务主义作风”。
这一天，除去在大会上作自我反省之外，周恩来还慎重地写下了一份《我的修养要则》，一共七条：
一、加紧学习，抓住中心，宁精勿杂，宁专勿多。
二、努力工作，要有计划，有重点，有条理。
三、习作合一，要注意时间、空间和条件，使之配合适当，要注意检讨和整理，要有发现和创造。
四、要与自己的他人的一切不正确的思想意识作原则上坚决的斗争。
五、适当的发扬自己的长处，具体的纠正自己的短处。
六、永远不与群众脱离，向群众学习，并帮助他们。过集体生活，注意调研，遵守纪律。
七、健全自己身体，保持合理的规律生活，这是自我修养的物质基础。
在以往一些文章或著作里，也曾提到过周恩来的这个《我的修养要则》，但却忽略了按旧时习惯人们讲生日多指农历生日，而这一天正好是周恩来的农历生日，因而未能说明这是他在自己的生日当天写下的鞭策自己的文字。
作为一个在当时已经享有国际声望的政治家，周恩来就这样度过了自己的生日。
周恩来在45周岁生日那天所作的自我反省报告中，谈到“由于母教的过分仁慈礼让，使自己也带几分女性的仁慈（如看见杀狗及其他生物总觉难过）……”这个说法，是有来历的。
原来，当时在曾家岩50号曾有过一只小狗，被唤作“贝当”。贝当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投降德国法西斯的法国卖国政府头子——给狗取个坏人名字，等于骂那个坏人是狗，这是中国民间常有的作法。
小狗贝当对居住在曾家岩50号的南方局工作人员十分亲热，很逗大家的喜欢。但是有一次不知被什么人（人们怀疑是国民党的特务）打折了它一条腿。治了一阵治不好。
看到贝当痛苦的样子，有人便提出把它杀掉算了，既可免除它的痛苦，又可让大家改善一下生活——那时生活十分清苦，一个月不一定能吃得上一顿肉。
周恩来知道后，坚决反对。他说，贝当对你们那么好，给你们做了那么多事，你们既然喜欢它，为什么不把它的腿治好，还要杀它、吃它？
邓颖超在1985年10月重访曾家岩时，给同行的人们讲起这件事，她回忆说：
“当时分成两派，他是少数派，主张吃狗肉的是多数派。贝当的腿总是治不好，后来还是杀了。那天吃饭，一碗香喷喷的肉放在桌上。恩来问是什么，听说是狗肉，他就发脾气，放下筷子不吃了。大多数同志多少天不闻肉味，还是高高兴兴吃了。”
原来就是这样一件小事，竟引得周恩来在自己的生日那天，在向南方局工作人员所作的自我反省报告中，对自己进行了严肃的思想解剖，并“上纲”到党内政治路线斗争的高度，批评自己由于这种性格上的弱点，“缺乏一种顽强和野性，故对于党内错误路线的斗争，往往走向调和主义”。
在1940年10月19日重庆文化界纪念鲁迅逝世四周年晚会上，周恩来作过一个讲话，他在讲话中概括了鲁迅值得人们注意的四个特点，其中第一点就是“律己严”，他说：“鲁迅的一举一动，甚至对于生活上最微细的事情，都是‘一丝不苟’的”。
其实，周恩来自己又何尝不是这样！
鲁迅说过：“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
毛泽东曾多次说过，他的心是与鲁迅相通的。
在无情面地解剖自己这一点上，也可以说周恩来的心是与鲁迅完全相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