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1月19日，一架美军小型运输机将返美述职途中路经印度的戴维斯送到了正在缅北前线指挥战斗的史迪威将军指挥部。第二天，浑身泥污而精神矍铄的史迪威将军从前线丛林中乘联络飞机返回，戴维斯向将军呈上了他在15日起草的一份重要报告，报告中明确写道：

“我们需要趁着还受欢迎的时候，立即派一个军政观察员代表团到共产党中国去搜集敌人的情报，协助并准备从那个地区开展一些有限的行动。……蒋介石对共产党人搞封锁，从而使他们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这就迫使他们逐渐依附于俄国。要是美国派一个观察代表团到延安去，那就会打破这种孤立状况，削弱依附俄国的趋势，同时又能遏止蒋介石试图以内战消灭共产党的愿望。”

这个报告的副本于1月23日送到了美国总统助理霍普金斯和经济顾问居里手中，报告后还附上了为总统起草的写给蒋介石（要他同意此事）的信的初稿。报告的内容显然引起了罗斯福总统的重视，2月9日，罗斯福把戴维斯起草的信函初稿略作删节修改后发给了蒋介石，提出美国准备派军事观察团前往中共控制的华北地区。

3月7日，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告诉国务卿斯退丁纽斯，白宫已于3月1日通报蒋介石委员长，美国准备于近期向中共控制地区派出军事观察员小组。

自1942年初夏周恩来向戴维斯提出欢迎美国派观察员去延安的建议以来，周恩来对这一重大外交行动作了不懈的努力。

1942年8月6日，戴维斯向美国国务院报告中谈到了周恩来致函居里欢迎美方人员访问延安的提议，

同年11月，周恩来同来重庆与蒋介石谈判的林彪一起会见了美国大使馆参赞文森特和二等秘书谢伟思，再次提出邀请美国官方代表到延安去设立观察站的建议。1943年1月23日，谢伟思回国述职时向国务院报告了这一情况。

1943年1月19日，美国大使馆二等秘书庄莱特应周恩来邀请到曾家岩50号访问。周恩来对国内国际形势作了较长时间的谈话。庄莱特给上司的报告中说：“分手时，我表示希望在以后几个月到西安去。周说，如果我有意到陕北的共产党特区去（并能获得国民党当局的同意），在接到大使馆的通知后，他会很高兴地安排我进入延安。”

1943年3月6日，时任美国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的文森特向国务卿报告周恩来同他的会见情况时再次谈道：“他亟待美国有能力的军事的和文职的观察员前往华北游击区，根据准备从空中和陆地给予日本人最后打击的需要，对这一地区进行研究。”

这年6月24日，戴维斯再次向史迪威将军提议，应该接受周恩来提出的派美国观察员访问延安的建议，并应在中共地区设置领事。

9月9日，费正清在访问了曾家岩50号之后写道：“我们没能在延安派置领事，这是美国政策上的一项严重失误。”

1944年3月20日，谢伟思在一份报告中指出：蒋介石“不是与我们全力合作以打赢战争，我们遇到的是‘积极的不合作’态度……派观察员从共产党控制的华北获取军事情报这一简单要求都遭到拒绝”。

……

在周恩来进行的这一系列不懈努力之后，1944年6月，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前往中国访问。临行前，他向居里、文森特、戴维斯等曾与周恩来会见过的美国官员征求意见，他们都一致提出，蒋介石必须调整同共产党人的关系，否则就要冒爆发内战和苏联干预的风险。他们希望，美国人在延安将有助于双方形成一种比较容易妥协的气氛。

华莱士到重庆后，在与蒋介石会谈中，通过讨价还价，施加压力，终于迫使蒋介石同意了美国派军事观察组到延安的要求。

1944年7月22日，全称为美国陆军中缅印战区司令部观察组的第一个美国官方代表团到达延安。在战区司令部给观察组组长包瑞德上校的指令中，列举了若干“希望得到特别重视”的项目，其中就包括“援助共产党军队，以增强他们战斗力的价值最有效的方法”一项。

周恩来在极为艰难条件下领导开展的中共“半独立外交”，终于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

8月6日，周恩来从延安写信给南方局外事组组长王炳南，表示“高兴得很”，并说：“这一关打通了，以后当不难来往。你们的努力，有了代价。前途更将无限量发展。”

所谓“你们的努力”，是周恩来谦虚的说法。整个南方局的外事工作，哪一点没有凝聚着周恩来的心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