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记者成为“周公馆”的座上客(1 / 1)

雾都明灯 何蜀 2012 字 1个月前

1941年2月1日,中国农历的春节刚过五天,一个年轻的美国人沿着遍地泥泞的小巷来到重庆城西北角那幢有名的“周公馆”——曾家岩50号,在这个他认为“古老而又破旧不堪的大院子里”,周恩来与他耐心交谈了好几个小时。

这个美国人就是后来有名的《时代》杂志记者(后为驻华外国记者协会副会长)西奥多·怀特(中名白修德)。

据《周恩来年谱》记载,“皖南事变”之后,为防止国民党突然袭击,周恩来根据中央指示紧急部署了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分批撤退、转移。这一天,正是叶剑英即将带领一批南方局工作人员撤回延安的前夕,周恩来忙着将南方局部分干部(300多人)名单交给叶剑英带去延安,并写了一封给中央书记处的信,对名单和办事处及《新华日报》人员疏散方案作了说明。

在这样严峻的时刻,他还抽出这么多时间来接待一个当时尚不著名的年轻的外国记者,可见他对这种接待的重视。

当时在重庆的外国人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是活跃的外国记者,1943年初夏还成立了驻华外国记者协会。周恩来十分注意同他们的友好来往。在他于1940年12月24日发给中央的电报中就谈道:

“统计抗战以来,英美记者宣传中共及八路军、新四军的书籍不下二三十种,影响我党信誉极大,并发生一些外交影响。”

他提议充分重视对这些记者的联络利用。中共中央根据周恩来这一电报的精神,在第二天就向全党发出了《关于对待英美籍新闻记者态度的指示》,提出对英美记者应采取欢迎与招待之态度,应当把他们当作外交代表看待,以便经过他们形成我们与英美之间的一定程度的外交关系。

当时中共接待外国记者的工作,主要是在重庆,由周恩来和南方局进行的。当年印度援华医疗队的巴苏大夫就留有这样一则日记,记载他们到达重庆后:

“我们去看望周恩来同志,他正在办公室里举行记者招待会。屋里挤满了新闻记者,大部分是外国人。我们在一个角落里坐下,倾听他透彻地分析中国的军政局势。”

当年曾在曾家岩“周公馆”担任过管理委员会成员的祝华在《忆周公馆》一文中回忆周恩来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的情景时说:

“这种招待会总是座无虚席,小会客室只能坐二十来人,但来人却有好几十。一部分人只得站着,有的甚至站在门外。会上周恩来同志亲自介绍国共谈判和前方军事摩擦情况,并解答大家提出的问题。周恩来同志英语极好,有时翻译欠准确时,他便及时加以纠正。”

据王安娜回忆,在得知“皖南事变”消息后的第二天一早,周恩来就把王炳南和她叫去布置对外宣传工作,周恩来特地对王安娜说:

“你在这里认识许多外国人,特别是外国记者和外交官,你必须尽快让他们知道国民党袭击新四军的事件。炳南、龚澎和其他同志也应该去访问自己认识的外国人,把这个事件告诉他们。”

周恩来还让对中共十分友好的美国记者斯特朗将有关国民党挑动内战真相的材料带回美国,等待时机听他的通知发表。

与此同时,在香港领导港澳地区及海外华侨统一战线工作的南方局委员廖承志,将皖南事变真相告诉了美国记者斯诺。斯诺从香港发出了多则电讯,在美国的《星期六晚邮报》上率先报道了皖南事变真相,产生了很大反响。国民党当局十分恼火,下令取消了他的记者特权,斯诺被迫离华返美。后来斯诺在《复始之旅》一书中写到此事时回忆说:

“后来我才知道华盛顿对这些电讯极感兴趣,以至于它中断了向中国提供一笔新贷款的谈判。摩根索先生(作者注:当时的美国财政部长)甚至明确表示,如果重开内战,重庆就别指望从美国获得更多的财政援助。”

由于周恩来和南方局外事干部们的艰苦工作,使得美、英舆论界在“皖南事变”后纷纷报道国共冲突,抨击国民党与中央政府,当时负责对外宣传的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董显光竟发出这样的惊呼:美国舆论界“纯粹为共产党宣传所独占”。特务头子唐纵在日记中也哀叹:“几乎所有外国人对中国无好评。战后希望国家地位的提高,国际上的援助,岂不甚难!”

在这种背景下,便发生了这样一桩疑案。

蒋介石不知从什么地方得到消息,说是美联社记者司徒华用偷盖检讫图章的办法,拍发了董显光对皖南事变的言论及苏联大使馆的批评等未经审查通过的电讯,德国新闻社记者沈克也有此类行为。蒋介石密电董显光,追查外国记者偷盖检讫图章拍发电讯的事,并进行严格整顿。

国民党中宣部国际宣传处急忙密函川康藏电政管理局,将1939年10月至1941年4月期间司徒华和沈克所发新闻电讯底稿送国宣处审查。随后,国宣处上报蒋介石称:事实有误。

究竟真是事实有误,还是国宣处为掩盖过失逃避惩处而将真相隐瞒不报?不得而知。

1941年5月中旬,周恩来会晤了著名美国作家、记者海明威夫妇,这年41岁的海明威已经以他那些语言精练、气魄雄伟的小说如《太阳照样升起》《永别了,武器》《丧钟为谁而鸣》等赢得了世界声誉。海明威此行,名义上是代表美国《下午日报》,其夫人代表《柯立耳》杂志,对中国进行新闻采访,而实际上他还负有调查中国内战危险以供美国政府制订援华计划时参考的秘密使命,

国民党中宣部国际宣传处为限制海明威的在华采访活动并“纠正其左倾思想”,专门制定了一套应付计划。然而,周恩来同海明威夫妇只进行了一次较长时间的交谈,向他们提供了一些有关资料,便抵消了国民党方面煞费苦心制定的计划。

海明威回国后,在给美国财政部长的报告中谈道:“我有一封中国军队参谋长何应钦将军和副参谋长白崇禧将军所写的关于八路军、新四军(共产党的两支队伍,后者现被遣散)同中央政府军队冲突的报告,以及周恩来将军针对其报告写给我的关于整个局势的两种解决办法。”“这些不同的资料是判断未来冲突的重要背景资料。”显然周恩来同他的会见和提供的资料给了他足够的影响,他在报告中指出,国民党官员认为日本入侵只是“肌肤之疾”,共产主义才是“心腹之患”,因此中国内战危险极大,他认为“如果我们的代表们在任何时候都能清楚地表明我们不对内战提供任何资助,我们就能无限期拖延重庆政府和共产党人之间全面内战的爆发”。

在与海明威的会见后,周恩来致电廖承志并报毛泽东:根据海明威等所谈,我们在外交上“大有活动余地”,建议在香港多选几个人,“配合这种活动,活动方针须与重庆合拍”。

为了更有效地扩大影响,1942年,周恩来指示抽调南方局干部罗清、蒋金涛将《解放日报》《新华日报》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对局势的讲话,解放区建设情况和外国朋友写的解放区见闻等编译成英文小册子,出版后向外国记者、外国使馆和各国友好人士散发。

这年5月下旬,在会见随美国军事代表团到重庆的美国记者斯诺时,周恩来又向斯诺表示,希望美国军事代表团和美国记者去延安参观。斯诺答应将尽力给予帮助。周恩来还委托斯诺将宣传八路军、新四军战绩的有关资料带给曾到中国访问的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居里,并在附给居里的信中表明中共不论在任何困难情况下都必定坚持抗战,反对内战。说明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在装备上远逊于国民党军队,但却牵制着日本在华兵力总数的将近半数。两年来国民党政府不发任何补充,因此八路军、新四军不能尽力发挥其作战效能。为了有效打击共同敌人,希望得到同盟国提供给中国的援助的一部分。

大约就在这前后,蒋介石得知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于5月20日招待英美记者,介绍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活动,并披露了国民党军队围剿共产党游击队的有关情况,大为恼怒,于6月9日召来中宣部副部长董显光,质问对擅自接见外国记者有无限制,饬令制定具体办法。

国民党中宣部国际宣传处赶紧报告蒋介石:中宣部和外交部、军令部曾于5月下旬拟定《限制政府官吏交接外国官员暨新闻记者办法》《对于新闻发布之统制办法》《外员及外籍记者谒见我主官办法》等三种,但尚未批下;十八集团军办事处招待会后外国记者所发电讯已全部扣留,未能发出。

尽管国民党方面采取了种种办法,但也无济于事。由于周恩来及其领导下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驻重庆的外国记者们普遍倾向于同情中共。爱泼斯坦回忆说:

“对照国民党讲的谎话和半真半假的话,去到曾家岩50号周恩来公馆的外国记者们,发现他们在那儿获得的消息是准确的。此外,王炳南、龚澎、陈家康和其他共产党人,还常常在那些国民党卫兵面前,冒着自己人身安全的危险,带着及时的新闻和解释,来到外国记者招待所。这样一些来源,由于它们的可靠性而受到越来越大的信任,逐渐压倒了整个庞大的国民党宣传机器,成为了解中国现实情况的一个指南。”

1942年10月,美国总统代表、美国共和党领袖威尔基访华时,驻重庆的美国新闻处处长麦克·费思将威尔基很可能要同周恩来会见并谈话的消息告诉了在美国新闻处工作的中国记者刘尊棋,据刘尊棋回忆,“费思知道我和曾家岩50号(中共代表团驻地)熟悉”,因此实际上是通过刘尊棋向中共方面透露消息。

周恩来得知后,事先作好了充分准备,届时同威尔基在宋子文家中进行了会见,按威尔基的说法,两人“作了一次从容不迫、单独而不受阻断的谈话”。

此后,外国记者们在1944年初采取了一次集体行动,几乎是全体签名上书国民政府,要求去延安访问。这使蒋介石十分被动,迫于形势不得不答应了。

于是,在这年6月,即美军观察组到延安之前一个月,由6名外国记者和15名中国记者组成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进入了一直被国民党严密封锁的延安地区,

事后,外国记者们发表了大量热情、生动的报道,其中许多作品在美、英等国引起了广泛的兴趣。

据统计,外国记者在1944年一年中从中国拍发的批评国民党和蒋介石的电讯,就达322件之多,批评的重点集中在这样一些方面:国民党军队作战不力,坐等胜利;蒋介石把主要精力用在国内对付共产党;国民党政治不民主,内政腐败,经济崩溃;国民党严厉的新闻检查制度令人不能容忍……

这是周恩来领导下开展的中共“半独立外交”工作的重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