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美、英等国尚未向日本宣战，切盼中国战场能把日本拖住，以免日本“南下”直接损害他们的利益。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英等国则希望中国能够拖住尽可能多的日军，减轻盟军的压力。因而他们对于国民党的消极抗战态度甚为不满，尤其担心国民党如果挑起全面内战，中国将在自相残杀中丧失抗日能力，日本将腾出手来对美、英进行更沉重的打击。由于国民党的新闻封锁，使美、英等国了解不到真实情况，他们自然愿意同中共交往，以从反对派方面了解中国抗战的真相。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和他领导下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外事组主动积极与各国大使馆，特别是美、英大使馆的外交官的来往，便显得十分重要。周恩来在1940年12月24日发给毛泽东等人的电报中就说到，最近期的统战工作，以外交方面收效最大，我们一直动员到英美大使，各国外交人员我们经常可以见到。同时，对各国在华顾问、各国记者、教会青年会、红十字会外国医生、外国商人等，都同他们保持经常的联系，不放过每一个接触的机会……

当时，常驻重庆的英国大使卡尔、美国大使馆参赞文森特（一译范宣德）、美国大使馆二等秘书兼美军中缅印战区司令部政治顾问戴维斯和谢伟思等，都与周恩来和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外事干部们有着密切交往。

其中，英国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卡尔，是比较突出的一个。

“皖南事变”发生后，卡尔从中共中央南方局外事组组长王炳南的夫人王安娜那里得知事件真相后，他便把周恩来请到自己家中商谈，随后，他根据周恩来提供的情况向英国政府作了报告。英国政府得到报告后，要卡尔向蒋介石转告，英国政府对此深表关注，认为中国的内战只会加强日军的攻击。

在美国总统特使居里访华时，卡尔明知国民党会不高兴，仍然热情协助中国共产党人，将居里与周恩来的会见安排在英国大使馆进行。

王安娜在多年后谈到卡尔时回忆说：“他毫不隐瞒地表示他很钦佩周恩来。”“他在任期内经常访问周恩来。他认为周恩来是重庆最有智慧的人。这不仅使香港和新加坡那些自命不凡的家伙吓了一跳，蒋介石和重庆政府也为此惊惶失措。”

据当时应聘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作英文编辑和播音员的美国记者爱泼斯坦回忆，卡尔大使还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讲到希望中国仍然会保持团结。而且在他讲话时，还引人注目地让中共代表龚澎坐在他的身边，向国民党当局作出了一个明确的表示。

当卡尔被任命为驻莫斯科大使，于1942年2月初离开重庆时，在告别酒会上，他向周恩来赠送了一把英军缴获的德国军刀。周恩来也特地为卡尔设宴饯别，并向卡尔回赠了一把日本军刀——这是当时正在国民党狱中的新四军军长叶挺两年前带到重庆的新四军战利品。

王安娜回忆说，卡尔在飞机场“非常得意地把临别时周恩来送给他的日本军刀拿给几位前来送行的政府官员看，此时，这些官员酸溜溜地微笑着”。

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新华日报》还特地发表了社论《惜别英大使卡尔爵士并致临别赠言》、时评《再惜别卡尔大使》和署名“龚朋”的特写《惜别一位真挚的中国友人》，赞扬卡尔大使“不仅关心我国抗战，介绍民主精神，及对中英邦交尽了最大的努力，同时，在他的内心蕴藏着的必须摧毁日寇的信念下，还关心到我国的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