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因为中共与苏联的特殊关系，中共在重庆开展的“半独立外交”工作，重点和难点是放在与中共没有来往，并且政治信仰对立的美、英等西方盟国方面。国民党也正是在这方面进行百般阻挠。

美国总统特使居里与周恩来的会见就是一个典型事例。

劳克林·居里（一译柯里）是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经济顾问，1941年2月至3月，受命以总统特使身份到中国访问。在访华期间，他于2月14日会见了中共代表周恩来。

这时正值“皖南事变”发生一个多月之后，国民党力图封锁消息，不愿让友好国家知道他们干了一件“同室操戈”的蠢事，于是便竭力想要阻挠这次会见。据当时担任蒋介石侍从室第六组（情报组）组长的特务头子唐纵在2月13日的日记中所记：

“党政军联席会报，闻居里明日约见周恩来，群议阻难之法，莫得一策。散会，我报告陈主任（作者注：指侍从室第二处主任陈布雷），建议我方应先派一得力人员于周晤面之先与居里一谈，陈主任甚为采纳。”

由此可见，为了不让周恩来与居里见面，国民党方面真是费尽了心机。

当时担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部长和三青团中央干事会书记长的张治中，在这年3月2日写给蒋介石建议和平解决国共分歧的“万言书”中，也提到此事：

“尤可骇怪者，某日正开党政军联席会报时，某同志提出报告，谓周恩来将于明日与居里会见。当时即有人提议，设法将周关闭一日，勿令其与居里会见。杂辞讨论，纷纭一堂。职在会报中本不拟再表示意见。惟见此种情形，不能再忍，因起谓‘此事尚未明了主动者为周抑为居里，但委员长必已闻悉，现委员长并未交付会议讨论，且此种处置，殊不高明，恐徒然引起居里方面之误会。’始将此议打消。”

在戴维斯的回忆录《抓住龙尾》中，还提到周恩来曾告诉他，蒋介石为了阻止周恩来与居里会见，忽然“对周手术后的健康表示关心，并劝他到离重庆近200英里的峨眉山委员长的别墅去休养”。戴维斯在这里显然记错了时间，因为周恩来作手术是在一年以后。不过由此也可以看出，当时国民党力图阻止周恩来与居里会见一事给美国人留下了多么强烈的印象。

在英国大使卡尔（一译凯尔）的热心安排下，居里与周恩来在重庆城里的英国大使馆（美国大使馆在长江南岸郊区）举行了会见。会见时，居里询问了蒋介石有无投降倾向、皖南新四军事件真相、中共目前民主主张和各项政策等内容。周恩来在回答居里所提问题后，还提供了若干美国官方不易看到的材料，说明蒋介石若不改变反共政策，将引起国内战争，使抗战熄火，日本南进。

周恩来在这次会见中所谈的情况对居里无疑是有相当影响的。

在同周恩来会见后不久，居里即向蒋介石声明，美国在国共纠纷未解决前，无法大量援华，中美间的财政、经济等各问题不可能有何进展。居里在回国后给罗斯福总统的书面报告中，也着重谈到中国国共两党的分裂。他警告说，内战只会对日本有利。他说，他曾建议蒋介石不要采取武力去解决问题，而应仿效“罗斯福的先例”，创导开明的经济改革以缓和来自左派和右派的要求。但不幸的是蒋介石看来对于采取这样的方针不感兴趣，而是几乎本能地认为宁可加强镇压来消灭敌手。居里认为，这对美国所希望的加强中国遏制日本扩张的价值是极不利的。

后来特务头子唐纵也在日记里悻然写道：“据报居里返美后，肆意毁谤我国倾向独裁，大军留守西北，暗备内战，并非抗日，向人表示，不可扶助国民党，应相机援助中国共产党。”

据戴维斯回忆，周恩来还曾通过他两次致函居里，第一封信是希望美国政府采取措施，保证美国按《租借法案》援助中国的物资能够专物专用，而不被国民党当局囤积起来用于今后打内战。“周的第二封信是一封邀请信，共产党人欢迎一位或几位美国官员到他们控制的地区访问。”

周恩来再次为建立中共与美国的官方联系作出了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