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沿着枯水季节的长江航道降落下来，停到了修筑在长江中心沙洲上的临时机场——重庆珊瑚坝机场。机上的外国人下来后，首先吸引住他们目光的是盘绕在高高的悬崖之上的重庆旧城墙。汗流浃背的力夫用像吊床一样的滑竿将他们晃晃悠悠地抬着，登上那凿在悬崖上的数以百计的石阶……

这是一个外国记者写下的他初到重庆时的感受。抗日战争时期，许多外国人都是这样来到重庆的。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不久，国民政府便于1937年10月30日决定迁都重庆。1940年9月6日，国民政府发布命令，定重庆为中华民国陪都。一时间，各国驻华使馆和外国通讯社、国际援华团体纷纷集中到这座山城里来，各种肤色的外交官、盟军将领、记者、作家及其他友好人士云集重庆，重庆成了中国对外交往的一个主要窗口。

中共中央南方局建立后，在重庆广泛展开了抗日统一战线工作。鉴于国民党方面对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实行严密封锁，中共与外界的直接交往被隔绝，为了广泛开展国际间的统一战线活动，南方局于1939年4月设立了对外宣传小组，次年冬改称外事组。外事组工作受周恩来直接领导，组长王炳南，副组长陈家康，自1942年起，增补龚澎为副组长。

周恩来在后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中就指出：“这种外交现在还是半独立的外交。因为一方面重庆国民政府还是中国人（我们在内）及同盟国所承认的中央政府，许多外交来往还须经过它的承认。但另一方面，国民党是不愿意我们进行单独外交活动的，我们与同盟国家只有冲破国民党种种禁令和约束，才能便于我们外交来往和取得国际直接援助”。

在国民党阻挠中共进行单独外交活动的“种种禁令和约束”中，一个重要方面便是对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人员和与他们来往的所有外国人，都进行几乎是公开的特务监视。

首当其冲的当然是周恩来。尽管他是由蒋介石请到重庆来的中共代表，并且有着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官方身份，也照样受到特务监视。在《周恩来年谱》中就有这样一条记载，1940年10月中旬：

“蒋介石密令监视周恩来、叶剑英，不得让他们离开重庆。国民党特务头目徐恩曾、戴笠、康泽密商逮捕四川省全部共产党员的办法。十八日，周恩来同博古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报告蒋介石的密令，反映国民党顽固派内部有人估计这次反共会空前紧张，建议董必武暂缓来重庆。”

至于密布在红岩嘴和曾家岩50号“周公馆”以及《新华日报》社附近的特务监视网，那更是众所周知的了。

为了阻挠中共在陪都开展外交工作，国民党当局甚至对盟国外交人员和记者这些“友邦人士”也进行特务监视。

1939年8月9日，蒋介石批准《秘密监视侦察在华外人办法》实施。同年10月21日，蒋介石又批准颁发《修正秘密监视侦察在华外人办法》。

南方局外事组组长王炳南的家，来往人员很多，中外人士都有，格外引起特务的注意。在他家门外，特务们干脆开起了一家茶馆，对他们实行昼夜监视。

王炳南夫人王安娜是一个支持中国共产党人的德国学者（德名安娜利泽）。她当时既协助王炳南工作，又协助宋庆龄开展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在中共的外交活动中，她起了很好的“桥梁”作用。周恩来把她看作自己人，常常交给她一些外交方面的工作。

一次，王安娜走出家门后，发现有特务在身后跟着，她便在一个无法藏身也无法走开的小巷里迎面拦住了那个特务，对特务严厉斥责说：

“究竟为什么你总是跟在我后面？要是想从我这里打听点什么，你可以问我嘛！如果你要给你的老板戴笠将军打报告，那么我能给你提供的材料，比你侦查所获得的要多得多。因为你这样跟着我，充其量不过知道我到过什么地方而已。而我在屋里做什么、讲什么，你是不可能知道的。”

那个特务没想到会被盯梢对象这样当面斥责，一时张口结舌，无言以对。王安娜又戏谑地说：

“有时当你和你的同事们吃午饭时，不巧我要外出，非打扰你不可，真是对不起啊！今后你尽可以放心呆在茶馆里，我会把当天去过的地方详细告诉你，使你每天打报告时不会为难。另外，因为你和我走的都是同一条路，所以以后我们可以一起走，边走边聊聊嘛！”

这个狼狈不堪的特务只好推说自己是为生活所迫，不得已而为之。

南方局外事组副组长龚澎和《新华日报》编委兼南方局外事组干部乔冠华，也遇到过类似的事情。一次，他俩从上清寺进城，发现路上有特务跟踪，便在半路上突然转身面对特务，责问特务想干什么。反面把特务吓得鼠窜而逃。而他俩则大笑了一场。

当时在重庆以美国大使特别助理等多种身份为美国战略情报局搜集日本出版物情报的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就记下了这样一件事：一个星期天，他去看望南方局外事组专门负责同外国记者联络的龚澎，从她家出来后，“抬眼看到一个乳臭未干，穿着制服的特务从我前面一家监视着的茶馆里悄悄溜出来，走在我的前面，在这条胡同里走走停停，等着我从他身边走过去。我尽可能装出最闲散、最傲慢的样子走走停停，跟在他的后面，直到最后他终于停了下来。我也停了下来。他转了个身，走回去寻找别的盯梢对象去了。”

另一次，美国大使馆的朋友们为飞机失事跳伞脱险归来的戴维斯等人表示庆贺，而在重庆城中有名的冠生园餐厅举行宴会时，因为邀请了龚澎和她的丈夫乔冠华参加，美国官员们又遭到国民党特务的监视，费正清写道：“令人伤感和遗憾的是，餐馆里连一名顾客也没有，周围却有足够多的特务在窥探情况，抄录汽车号码等等。”

著名美国作家、记者海明威在重庆作了短暂访问后也在报告中尖锐指出：“这些共产党人被严密监视着……任何与他们有接触的来访者都被监视者报知当地的秘密警察。”

戴维斯在周恩来住院期间三次会见周恩来的情况，也是被国民党特务记录存档，多年以后才被台湾学者从档案中发掘出来，在《史迪威事件》一书中当作“美国勾结中共”的证据公布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