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周恩来的个人生活来说，1942年7月10日是一个沉重的日子——这一天，他的父亲 周贻能在重庆逝世了。

不过，周恩来当天并不知道此事。

从5月底到6月初，在南方国民党统治区发生了给中国共产党人以重大打击的“南委事件”——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派出机构，领导江西、粤北、粤南、广西、闽南、闽西、潮梅、琼崖、湘南等地省委、特委工作的南方工作委员会，遭到国民党特务破坏，南委组织部长郭潜被捕后叛变，带着特务到处搜捕同志、破坏机关，南方局委员、香港统战工作委员会书记廖承志和南委副书记张文彬相继被捕……

周恩来为妥善处理“南委事件”，尽量使东南和华南地区中共组织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殚精竭虑，昼夜操劳，引起小肠疝气发炎，不得不于6月下旬住进重庆西北郊歌乐山间的中央医院进行手术治疗。手术十分成功，但手术后还需静养。

毛泽东得知周恩来住院的消息后，给主持南方局工作的董必武发来电报说：“恩来须静养，不痊愈不应出院，痊愈出院后亦须节劳多休息，请你加以注意。”

为让周恩来安心养病，董必武下令一律不准打扰周恩来，探视要经批准，即使批准了的探视也不准谈工作——因此，对于周恩来父亲去世的消息，董必武召集邓颖超、吴克坚、钱之光等同志研究后决定，暂不告诉周恩来，等他出院后再告诉他。

然而，周恩来在医院里并未停止工作。

就在他父亲去世这天，他又会见了一位重要的客人，而且同这位客人谈了很重要的事情。

这是一个美国人。

这个美国人叫约翰·佩顿·戴维斯，本是美国驻华大使馆二等秘书，这时已调到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兼美国陆军中缅印战区司令史迪威将军的总部作政治顾问。戴维斯的父亲是清末民初到中国传教的基督教牧师，戴维斯在中国四川嘉定（今乐山）出生并长大，成了一个“中国通”，熟悉中国情况，热爱中国文化，并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

还在1938年初，戴维斯便已在武汉通过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的介绍认识了周恩来。这次得知周恩来住院后，他又于6月29日、7月5日和10日三次来到医院探访，戴维斯在《抓住龙尾》一书中回忆了他到医院会见周恩来的情况：

“6月29日，我在中央医院采访了他。他手术后正在康复中。他住在一间粉刷得洁白的小房间里，躺在一张有弹簧可以升降的病**，情绪很好，两眼炯炯有神。”

在那次访谈中，周恩来向戴维斯阐述了对形势的估计，介绍了国民党挑动内战，以胡宗南的44.1万大军封锁共产党地区和中共对日作战的情况。据戴维斯回忆，周恩来还“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道，如果蒋委员长同意，他愿意率中共部队参加史迪威将军指挥的中美联军在缅北的对日作战。

在7月10日这次会见中，当戴维斯谈到希望中共在侦察日军敌情方面能给美军提供便利时，周恩来欣然表示，欢迎美军派军官小组到中共军事力量控制的西北地区去建立观察站，就近收集日军情报。

欢迎美军派军官小组到中共控制地区建立观察站，决不是简单的客套话，而是周恩来为使中共与美国官方建立直接联系而提出来的重要建议。

尽管由于国民党方面的阻挠，后一建议迟至整整两年后才得以成为现实——美军观察组于1944年7月到达延安开始工作。但是周恩来在病中与戴维斯的这些会面，却仍然应被视为中共开拓外交之路的一次重要行动。

在后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中评价外国记者和美军观察组来到延安的意义时说，这“便是对我新民主中国有初步认识后的实际接触的开始”，“我们不应把他们的访问和观察当为普通行动，而应把这看作是我们在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

中共曾于1931年底在江西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仿效苏联模式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设立了人民委员会外交人民委员部，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任外交人民委员。但是当时实际上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外交工作。

只有在抗日战争时期，才有了这一“外交工作的开始”。

为了这个艰难的“开始”，周恩来领导中共中央南方局，在中国战时首都重庆展开了艰苦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