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南实业大厦听周恩来作《当前经济大势》报告的人中，有一个“川帮”资本家中的著名人物，他就是人称“猪鬃大王”的四川畜产公司总经理古耕虞，

古耕虞同南方局经济组许涤新等人已有多年交道。同周恩来也相识多年。那还是抗战中期的一天，许涤新找到他，说周恩来准备约几位出口商座谈，问他是否愿意参加。古耕虞当即表示早就希望有机会认识周先生。

第二天，古耕虞应约来到上清寺“特园”。那天参加座谈的，除了他和宝丰公司总经理康心远，还有几位出口商。周恩来对他们像相知多年的老朋友一样，十分亲切。座谈中，周恩来表示对民族工商业的处境十分同情，勉励他们要在困难中努力发展生产，支援抗战。

当时，国民党官僚资本借抗战名义，对13种传统出口物资进行垄断，实行所谓统购统销。实际上既是凭借政治特权剥削工人、农民，同时也是与民族资本家争夺暴利。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侵占香港、新加坡、缅甸等地以后，中国的对外陆上交通已经完全断绝，除了猪鬃可以空运出口外，桐油已无法外运出口，只能内销。但是国民党当局对桐油仍然按照出口商品实行统购统销，实际上是掠夺出口商，不仅使桐油商无法生存，而且严重摧残了桐油生产，致使大批桐树也被砍伐了。

周恩来谈到这样的事情时非常愤慨，指出这就是官僚资本破坏生产力的发展。但是，作为一个胸怀大局的成熟政治家，他并未轻率地鼓动出口商与政府对抗。当时猪鬃十分紧俏，美、英、苏等国都急需大量猪鬃以制作用量极大的工业用刷，在华盛顿还成立了一个由三国代表共同参加的猪鬃分配机构，负责交涉向中国购买猪鬃和买来后的分配。美国政府还把猪鬃列为战略物资的Ａ类，与军火等同。周恩来对古耕虞诚恳地说：

“政府的种种不合理措施，阻碍了生产，是应当改进的，应当使猪鬃能够维持生产，有一定利润。另一方面，作为猪鬃商，在战争时期，也不应要求过高的利润，要保证供应，支援抗战。为了使政府能继续抗战，要让政府保持必要的外汇收入。”他还意味深长地说，“抗战胜利后，国家要建设，还要发展猪鬃生产和出口，作为工商业者，要有远见。”

周恩来以后还同出口商们进行过多次这样的谈话。在一次谈话中，周恩来用“四大家族”控制外贸、外汇，对民族工商业剥夺的事例，启发工商业者对官僚资本的认识。他举出国民党统治区每年出口猪鬃、桐油、生丝的数字和换取的外汇金额，并说明“四大家族”控制外汇，以法币（纸币）向出口商结算，由于外汇与法币的差值，加上通货膨胀等因素，致使出口商蒙受巨大损失。

到会的人听了周恩来这番话，都为之一惊。有人感叹说：“这些数字，我们搞了多年出口业务，都弄不清楚。想不到作为一个政治家的周先生，对经济情况了如指掌。真叫人钦佩又感动！”

抗战胜利后，重庆很快就流传开了要打内战的说法。古耕虞对前来采访他的《商务日报》《新华日报》记者谈了反对内战的意见。

过了一两天，《新华日报》社长潘梓年来找古耕虞，说周恩来请他到特园吃饭。那次只请了古耕虞一人，南方局方面作陪的还有潘梓年、许涤新等。席间，周恩来向古耕虞请教对形势的见解。古耕虞坦率地说：

“我对政治的兴趣不大。我认为内战不能打，建国要靠自己。从我内心来说，大哥不能打小兄弟，你们打起仗来，我们生意就做不成了。所以我是坚决反对内战的。”

古耕虞说的“大哥”，就是指国民党政府，“小兄弟”就是指中共。他的这一认识，是从维护自身利益出发来反对内战的。但是周恩来并未对他有责备之意，而是给他耐心细致地讲解了当时的形势，内战危险的根源，说明中共是主张和平建国，反对内战的。希望民间团体和民族工商界人士大家起来，制止内战，共同建国。古耕虞谈到反对政府统购统销问题，周恩来表示完全支持，并将尽力帮助工商界。

古耕虞后来回忆说，周恩来“这一次同我长时间的谈话，对于我以后走的道路影响至深，是我终身难以忘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