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0月19日，是秋末霜降之前一个微寒的日子。在重庆下半城白象街有名的西南实业大厦里，却是一片热气腾腾的景象：平时供陪都实业界人士的组织“星五聚餐会”举行例会的大厅里已经座无虚席，连大厅门外、窗外也挤满了人。这是西南实业大厦里从未有过的场面。

原来，这天是周恩来向“星五聚餐会”作《当前经济大势》的报告。一个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消灭资本家阶级为己任的共产党领袖，向当时中国陪都资本家的代表人物们作报告，而且是谈与资本家们有切身利害关系的经济大势，怎么能不引起人们极大的兴趣呢？

“星五聚餐会”是由西南实业协会发起组织的一个松散的民间联谊性组织，成员主要是抗战时期从东南各沦陷区迁入四川的工厂、公司的老板和四川的实业家、银行家。他们大多标榜资本家不搞政治，该会的三名干事张禹九、陈叔敬、吴味经也声称自己在政治上不偏不倚，实质上对共产党成见很深，态度还比较顽固。要对这些人作经济问题的报告，不仅不容易取得较好的效果，搞得不好，还很容易闹“班门弄斧”的笑话。

然而，周恩来却在这里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还在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就在重庆对工商实业界人士作过不少工作，但限于战争环境和国民党的高压政策，那时他不可能向广大实业界人士公开、系统地阐明中共在经济上的主张和政策。抗战胜利后，全国人民呼吁和平建国，工商宵业界人士也希望在发展经济中谋求自身的发展。然而执政的国民党却坚持反动的经济政策，致使官僚垄断资本大肆“劫收”，美货泛滥，国货市场日益缩小，民族工商业面临重重障碍，民族资本家举步维艰，无不感到苦闷彷徨。

正当此时，陪同毛泽东到重庆谈判的周恩来了解到了这些情况，便认为有必要向他们作一次报告，说明中共“七大”决定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方针和政策，引导他们为和平、民主、富强的新中国出力。同时，周恩来还根据他对陪都实业界情况的了解，决定到“星五聚餐会”去作这次报告。于是，他派秘书徐冰去设法安排。

徐冰找到了“星五聚餐会”的成员罗叔章和胡子婴。罗叔章是中共秘密党员，此时对外身份是重庆第一药品生产合作社经理，女实业家；胡子婴这时只是一个小企业的经理，但她在抗战前就曾参与发起组织上海妇女救国会，又曾是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组织部长，是有名的女实业家兼政治活动家。两人在陪都实业界有一些关系。听说是周恩来的委托，她俩虽然觉得要办成此事甚难，但还是尽力去办了。

她们找到星五聚餐会的三位干事，张禹九表示不同意，陈叔敬和吴味经则说共产党太红，请周恩来作报告不好办。罗、胡二人便提出，可以共产党、国民党各请一次，但三位干事还是没有答应。罗、胡二人没有气馁，继续从各方面做工作。

在此期间，毛泽东在桂园招待了刘鸿生、潘昌猷、吴蕴初、胡西园、吴羹梅、章乃器、范旭东等著名实业界人士，国、共双方又签署了《会谈纪要》，这对“星五聚餐会”干事会是一个很大的推动。罗、胡二人趁机再做工作，陈叔敬和吴味经终于同意了，张禹九虽然不同意，但也没有公开阻止。这样，干事会便向会员发出了听周恩来讲演的通知。于是便出现了前边所述的热闹场面。

周恩来在这次报告中，一开讲就表示能同各位先生见面很荣幸，他谦逊地说：

“自己对于这项课题，既非素习，又乏经验，尤其在专家面前，实在是班门弄斧，所以今天兄弟是相当惶恐，只能略谈一点感想，以及共产党平时所主张的意见，求教于各位，希望能够尽量批评，不论是赞成的，反对的，我们都愿意接受。”

接下来，周恩来一口气作了三个小时的报告，从发展工业建设的政治环境、资本问题、发展问题、税收问题、劳资问题等五个方面谈了看法。指明了战后中国发展经济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坦诚地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对发展经济建设将采取的方针和政策，为民族经济指出了前进的道路。

在讲到“中国今后必然还要经过一段保护私有财产、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时，周恩来注意到听众中出现了一阵**，他含笑道：

“或许有人要问：‘中国共产党，居然提倡资本主义，岂非怪事？’我们这样主张，完全是根据我们实事求是的一贯精神而来的。不敢面对现实，便没有勇气解决现实的问题，中国今天需要保护私有财产，以私有财产来发展工业，这不是资本主义的规律吗？既然是的，我们便不应讳谈资本主义……”

谈到中共坚决反对官僚资本时，他又以坚定的口气坦然说：

“有人担心，中共的人一旦做了部长、院长，是否也会变成官僚，经营官僚资财呢？我们可以担保不会。假如有这种事情发生，中共一定会被人民所打倒，也是应该打倒的。”

周恩来讲话中谈及发展资本主义时如何防止流弊，谈及区域经济，谈及关税和内地税等专业性极强的问题时，不仅表现出他对这些经济问题十分懂行，而且表现出他对中国国情的深刻了解和实事求是的态度，使到会的大小资本家们越听越有兴趣，越听越受到吸引。

最后谈到了大小资本家都十分关心的劳资问题，因为他们对共产党最不满的，就是共产党要号召工人罢工，领导工人同他们斗争。此时，会场上鸦雀无声，只听周恩来侃侃说道：

“以一个共产党员来谈工业问题，而不谈劳资问题，便不成其为共产党了。对于劳动者的利益，我们当然主张保护的，但是不唱高调，不凭空想，高调与空想是要失败的。中国今天的问题，不单是劳工成问题，就是资方一样有问题，今天的首要是如何发展中国工业的问题，所以厂方劳方一定要在互让的原则下求得劳资的合作，决不应该再有劳动者打倒资本家，或者资本家打倒工人的现象……”

许多听众活跃起来，纷纷点头称是。随后，周恩来又细致地谈到工作时间问题，他说：

“我们主张在大规模的工厂里，工人工作紧张片刻不停，每天只能工作八小时。中小工厂的工人，其工作效率较低，工作时亦不像大工厂中那样紧张，可以延长到九或十小时，以增加其产量，而减轻成本。总之为了适应实际情况，工人的工作时间，以及工资的多寡，福利的设备，都应因地制宜，分别规定，不应全国采用一致办法。”

这种实事求是、合情合理的谈话，使许多资本家露出了赞许的微笑。

结束报告时，周恩来以富有感情的语调说：

“中国的工业，在我们看来，必须要依照上面所述几点意见，努力进行，然后在二三十年后，可以使中国成为富强的中国，独立的中国，民主的中国，这个重大的责任，就在诸位的身上！”

经过八年抗战，工商界中越来越多的人看清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把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但是他们对中共的主张，特别是中共对工商业的方针政策，并不那么清楚，甚至还存有疑虑。周恩来的这次报告，第一次公开地、全面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经济纲领和方针政策，在工商界中产生了强烈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