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与高兴亚的那次谈话后不久，1940年年底，周恩来正为新四军北上问题与国民党当局进行艰苦的谈判，寝不安席、食不甘味的日子里，他已将目光投向未来，从长远考虑，建立起了中共中央南方局经济组。
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经济组的主要任务是：宣传中共财经政策，开展经济界的统一战线工作和调查研究工作，收集国民党统治区有关财政经济的资料（公开的报刊资料和有关人士反映的内部资料）。对于工商界人士的统战工作，就是其中一个重要内容。
经济组原由钱之光任组长，后来因为他作为十八集团军重庆办事处处长，工作太忙，南方局决定改由许涤新任组长。一天，周恩来把许涤新找去，对他说：
“经济组的活动范围，现在只限于秘密党员，限于同情者，还有进步的经济学者，当然，这些人的作用是不可轻视的。但是，要使工作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你必须出面同民族资本家打交道，做民族资本家的统战工作。”他见许涤新默默不语，便和蔼地问，“你对做民族资本家的统战工作，有意见吗？”
“要我做这个工作，我思想上还想不通。”许涤新坦率地回答。
许涤新30年代初在上海参加了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曾担任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组织部长等职，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坚决斗争，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在狱中坚强不屈。抗战爆发后由周恩来多方交涉，营救出狱，后来他跟随周恩来工作，先后担任了《新华日报》编委、党总支书记和《群众》周刊主编。他从开始研究经济学时起，就坚信马克思主义关于资产阶级必然灭亡、无产阶级必然胜利的道理，他认为民族资本家与买办资本家虽然有区别，但是作为剥削阶级，都是一致的，都是剥削雇佣劳动者的剥削者，共产党就是要打倒资本家。他很不理解地说：
“同民族资本家搞统战，交朋友，那我的阶级立场呢？这难道不是同我们党的历史任务背道而驰吗？”
周恩来听了，哈哈大笑起来。他笑着问道：
“你拥护统一战线吗？”
“当然拥护。”
“我们的统一战线难道把民族资产阶级放到外边了吗？连国民党蒋介石我们还要同他搞统战，何况民族资产阶级？”接着，周恩来耐心地讲解了对民族资产阶级既剥削工人又爱国的两面性的认识，和统战工作与之相适应的既有团结又有斗争的两方面内容。他语重心长地说，“我们的一些同志，害怕丧失立场，只抓斗争，而忽视团结，这是不正确的。这是‘左’倾思想在作怪。你是一名老党员，你也吃过‘左’倾错误的苦头。我之所以叫你对民族资产阶级做统战工作，是因为你学过经济，在生产贸易，在市场物价，在财政税收等方面，有所了解，同民族资本家谈起来，容易谈得通。”
许涤新考虑了一会儿，终于答应了接受这个任务。周恩来高兴地说：
“好，既然接受了这个任务，就要好好干。要打败日本侵略者，要反对国民党的妥协投降，就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要你做民族资本家的统战工作，就是为了坚持抗战，就是为了争取抗战的胜利。这就是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这就是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立场！难道这会损害你的政治立场吗？”
于是，许涤新以《新华日报》编辑的身份开始与民族资本家们打起了交道。然而，这个工作的开展，是十分艰难的。那些与中共有或多或少历史关系的中小工商业者比较好接近，而那些在社会上有较高地位，与国民党上层有关系的人物，就不大容易接近了。许涤新就在这方面碰过“钉子”。
那一次，在国民党ＣＣ系特务头子陈立夫授意下，由立信会计事务所创始人潘序伦和迁川工厂联合会常务理事胡西园出面，组织陪都的一批工商经济界人士，联名在《中央日报》《扫**报》《大公报》上发表对时局声明，跟着国民党当局的腔调，声称共产党不能自立政权，八路军、新四军必须服从军令，一个国家只有一个政府，政令军令必须统一等。
这个声明发表之后，在陪都工商界引起很大思想波动。也给南方局的统战工作造成了很大困难。
许涤新先去找胡西园谈话。胡西园原是浙江高级工业学校毕业的工程技术人员，1921年在上海试制电灯泡成功，创办了有名的中国亚浦耳电器厂，自任总经理兼总工程师，由工而商，成为著名民族资本家。抗战入川后，他担任了迁川工厂联合会常务理事、中国经济研究所常务董事，在大后方工商界有一定影响。
谁知一谈及发表的那个声明，胡西园就坚持他的观点：一个国家一个政府，政令军令必须统一，还固执地说这没有什么可讨价还价的。许涤新反驳他，两人就吵了起来，结果不欢而散。
许涤新又去找那个在声明上签了名的西南实业协会“星五聚餐会”干事吴味经，当时以女企业家身份进行活动的中共秘密党员罗叔章的大姐，同吴味经较熟，许涤新考虑到这一层关系，以为同吴味经应该好谈些，谁知还是谈不通，又吵了起来，许涤新气得拂袖而去。
许涤新哪里愿意受这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窝囊气！他忿忿地跑去找周恩来诉苦，周恩来含笑道：
“事情就是这样的困难，千万不要气馁。”随后，他又思索着仔细分析，“工商界里边，大中小企业家的利害关系不同，帮派的利害关系不同，同我们接触的时间长短不同。要耐心工作，多多接近他们。中小企业家要接近，川帮企业家也容易接近，当然要做好他们的工作。就是对大实业家也不要放弃做工作的机会。”
在周恩来的精心指导下，许涤新他们转变了观念，克服了急躁情绪，千方百计去接近那些形形色色的资本家。加上抗战后期，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情况更加恶化，国民党官僚资本“四大家族”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也日益尖锐。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民族资产阶级中的不少人都认识到应该与中共加强往来，取得支持。于是，许涤新他们陆续同“猪鬃大王”古耕虞、“金融大亨”潘昌猷、民生轮船公司总经理卢作孚、华西企业集团总经理胡子昂等交上了朋友。在上海帮资本家方面，著名的“铅笔大王”吴羹梅、“火柴大王”刘鸿生、化工先驱吴蕴初、“机器之友”胡厥文等，也都相继成了许涤新和南方局经济组工作人员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