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听了周恩来《当前经济大势》报告的民族资本家，还有四川著名的实业家和政治活动家胡子昂。他在多年后回忆这次听周恩来报告的情况时说，当时决定人心向背的是看哪个拿饭给我们吃。你蒋介石把经济整得那么烂，共产党的经济政策却深得人心。这一反一正，对比很清楚。

胡子昂自30年代起就怀着“实业救国”的抱负，与几位志同道合的友人一起创办了重庆华西公司、自来水公司、川康兴业公司、华康银行等一批企业，建成了一个以工矿业为主，包括金融、贸易在内的西南地区著名企业集团。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支援抗战，发展钢铁企业，胡子昂申请政府投资，却被孔祥熙的官僚资本趁机染指，官股比例不断扩大，企业人事也逐渐为官股人员把持，管理不善，经营无方，机构臃肿，贪污舞弊成风，企业被搞得乌烟瘴气。抗战胜利后，为支持抗战而作出了极大贡献和牺牲的民族工商业急需政府扶持发展，而政府却取消了同民营工厂的一切合同。胡子昂担任总经理的中国兴业公司面临倒闭的危险。他商请政府收购产品钢材，却遭到回绝；要求政府扶持续办，等来的却是停工清理资产、遣散员工的通知。他以极其愤慨的心情向报界发表谈话，说：

“我个人从事工矿事业十余年，今天抗战胜利了，以为可以为国家经济建设多做些事情，而我却在为中国兴业公司‘治丧’！个中隐曲，令人痛心，真是无话可说。”

正是在这样的苦闷、彷徨中，他从周恩来这里看到了发展民族工商业的希望，

胡子昂是在抗战初期的武汉认识周恩来的。在陪都重庆，他又同周恩来有过许多交往，并通过周恩来认识了董必武、吴玉章等著名共产党人。他在回忆周恩来时感叹说：

“他每一次讲话，总是把当时国内政局和战局分析得那么清晰，观点明确，材料新鲜丰富。他的记忆力惊人，说话生动风趣而深刻，很具逻辑性、雄辩性和说服力、鼓舞力。我们工商界同仁对他十分敬佩……”

他还回忆说，在陪都时期，一次他应约参加与周恩来的见面，“谈话以后，我们一群人走了出来，总理（周恩来）在当中。我一看四周，这坡那坡都有人监视，危险已极，我都怕了。我想我们是偶然一次，总理却是天天在特务包围中，过那样的日子。”

在周恩来的影响下，胡子昂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亲密朋友。

1946年1月，胡子昂在工商界的全力推举下，通过竞选，当选为重庆市第一届参议会议长。他这时不便与中共人士过多接触了，就通过民盟领袖张澜与共产党人保持联系，并利用议长的身份，尽可能地支持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进步事业。

在参议会开会时，国民党方面的参议员坚持要在主席台上悬挂国民党党旗，并以不挂党旗就退出会议相威胁，引起争执。胡子昂则以议长身份庄严宣布，参议会是国家体制的会议，不是党的会议。平息了争论，仍决定只挂国旗，不挂国民党党旗。以具体行动维护当时刚刚形成的国共合作、政治协商的局面。在1946年2月的“较场口事件”中带头进行破坏捣乱的特务打手刘野樵，在ＣＣ分子操纵下被推选为“国大代表”，胡子昂闻讯后，支持一些参议员提出的罢免刘野樵“国大代表”的议案，并主持会议进行表决，以压倒多数通过了这一议案。

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因飞机失事身亡后，政府当局举行追悼会，胡子昂坚决不让参议会送花圈挽联。后来发现有人假借参议会名义送去了挽联，胡子昂立即派人追回，并亲手撕毁。

然而，对另一次追悼会，胡子昂却表现出截然相反的态度。

国民党特务制造的“李公朴、闻一多惨案”发生后，中国民主同盟在重庆组织召开追悼大会，胡子昂代表重庆市参议会参加并亲自发表讲话。本来国民党方面为他准备好了以“戡乱（即坚持反共内战）治国”为主题的讲稿，但他上台后却抛开了这个讲稿，强调与“戡乱治国”针锋相对的“和平建国”，呼吁团结起来搞和平建设。他在讲话的最后，还声若洪钟地高呼：

“今天的中国，第一要和平，第二要和平，第三还是要和平！”

胡子昂的“三呼和平”，引起全场雷鸣般的掌声，使这个大会变成了抗议国民党反动政策的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