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初夏，四辆破旧的卡车从延安杨家岭驶出，在盘旋于西北黄土高原的简陋公路上扬起阵阵尘埃……

车队中第二辆汽车的驾驶室里坐着周恩来。

因国内政治局势险恶，国民党顽固派已在酝酿发动第二次反共**，江南抗日前线的新四军和中共在大后方的基层组织面临极大的危险。到苏联治疗臂伤后回到延安的周恩来，受命返回重庆，领导中共中央南方局迅速解决这些生死攸关的重大问题。

经过了一路上的长途颠簸，在5月的最后一天，周恩来一行风尘仆仆地回到了重庆红岩嘴。

周恩来回到重庆后，立即马不停蹄地展开了工作。

6月初，他会见蒋介石，申明中共立场，批驳顽固派为掀起反共**而制造的谣言，力图维护团结抗战局面。

6月5日，他出席中共中央南方局干部会议，作有关形势和任务的重要报告。

6月15日，他主持南方局常委会，听取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关于新四军工作的汇报。

6月16日，他出席南方局常委会，听取湘鄂西区党委书记钱瑛的工作汇报。

6月17日，他在南方局常委会上对新四军工作作总结发言……

在此期间，周恩来还多次约见已再次离开新四军领导岗位的叶挺，同他进行耐心细致的谈话，对导致他离职的内部矛盾给予妥善解决，促使他安心回到新四军去。

就是在这样的紧张、忙碌中，周恩来还细心周到地办了这样一件事。

与他从延安同行回到重庆的人中，有一位穿着十八集团军制服的年轻姑娘。

这天，在红岩嘴的一个房间里，那姑娘脱下军装，换上了周恩来嘱咐为她特地制作的旗袍，邓颖超等人还帮她作了一番打扮，使她变成了一副大家闺秀、千金小姐的模样。随后，周恩来和邓颖超一起陪同她驱车前往重庆城中名叫领事巷的小街，来到一幢高墙大院的旧式公馆……

原来，这位年轻姑娘名叫康岱沙，是重庆著名民族资本家康心之的女儿。

两年前，已是中共地下党员的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学生康岱沙，为了参加抗日工作，不顾父亲的坚决反对和登报脱离父女关系的威胁，毅然离家出走去了延安。

不久，康岱沙祖母去世，母亲思念女儿，忧虑成疾。康心之无奈，只得找到周恩来，再三恳请他帮忙把女儿找回来。

周恩来答应了。但他于1939年夏回到延安后，不久即因意外手臂骨折而去苏联治疗。治疗期间，他还受命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共工作……经过近一年的奔波、操劳，他在千头万绪、日理万机之中，并没有忘记重庆那位资本家康心之拜托他的家事。这次回重庆前，他把康岱沙找来作了耐心细致的谈话，说服了这个一心想到抗日前线去的热血青年，回到她早已决心与之决裂的重庆家中去，为抗日大业作另一条战线——统一战线的工作。

康家当时是重庆有名的大资本家家庭。康心之兄弟四人，他排行老三。老大康心孚是老同盟会会员，曾任上海《民立报》主笔，北京大学史地系主任、教授。除老大外，下边三个兄弟都是著名民族资本家。老二康心如是四川美丰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重庆银行业公会主席，并曾两度出任重庆市临时参议会议长；老三康心之是四川省银行总经理，重庆天府煤矿、东林煤矿董事长，西南实业协会常务理事；老四康心远是宝丰公司总经理。

在陪都重庆，康心之还有一个美名“孟尝君”。因为他结交了许多国民党的党政要员和社会名流，他的公馆里常是高朋满座，有的著名人士如冯玉祥、于右任、邵力子等还在他公馆里常住。

周恩来十分重视对康家的工作。他对康岱沙的回家，作了精心的安排。他在百忙中专门抽出时间，帮助康岱沙对家庭主要成员、重要社会关系，以及他选择的一些统战对象进行了具体分析，他指出，对国民党元老、地方实力派和某些工商业者，不仅要看到其腐朽的一面，同时要看到其抗日的一面。比如，民族资本家剥削工人，过着资产阶级的生活，但他们还是要抗日的，愿**国的企业家和生意人，可以为抗日做点贡献。他还指导康岱沙如何运用区别对待、利用矛盾等方法做这些人的统战工作。

周恩来还特别叮嘱康岱沙不要暴露共产党员身份，甚至对她的父亲、亲友可能对她提出的问题，和她在这个环境中可能遇到的问题，都作了设想并考虑了答案。康岱沙多年后回忆到这件事时，感慨地说：

“恩来同志真是手把手地教我。比如他说，如果家里人要问你去延安这么久了，怎么还不是共产党员呢？你就说他们看我是资产阶级家庭出来的，我的生活习气不同于工农，不会要我入党的。再问的话，你就说是加入了青救会，多的就不要谈了。如果你一暴露，就会产生无穷的问题。”

为了防止回家后闲着，家里人会催逼康岱沙结婚，周恩来还教她，回家后先把中耳炎病治好，再向父亲提出要继续读书，要求送她到美国留学，不行的话就争取考上国内的大学。

从此，康公馆成了中共中央南方局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一个重要据点。1941年夏，由一批国民党内的民主派人士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成员，少数中共党员组成的中共外围组织中国民主革命同盟（习称“小民革”），就是在康公馆召开的成立会。

康岱沙回忆周恩来亲自对她家做统战工作的情况时说：

“周恩来同志非常重视做我家的工作，他常常派人送或寄来材料，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有时，亲自利用和工商界座谈的机会，同每个成员接触、交谈，耐心而深入地做思想工作。另外也派我回家相机做些工作，好从侧面了解国民党内有关情况和统治阶级内部关系，其中有些第一手材料可能有助于判断形势，制定政策。”

“恩来同志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得出了一些具体的数字，利用开座谈会的机会，列举事实，有力地揭露国民党政府对民族经济的敲诈勒索，用材料和数字说明事实真相。这种有理有据的谈话，使得我父亲等人对恩来同志和我党十分钦佩和信服。在家人聚会时，谈起恩来同志常常是赞扬不已，心服口服。”

后来，因康岱沙在成都光华大学读书时被国民党特务抓捕过一次，并有再次被捕的危险，周恩来决定将她再送到延安去，并向康心之说明了情况。康岱沙临走前，周恩来特地安排让康心之到红岩嘴看女儿一次。当时汽车不能直接开上红岩嘴，周恩来他们平时都是在坐车到山下，再沿小路爬坡上山。这次周恩来十分周到地叫办事处专门准备了一乘滑竿，将康心之抬着上山。那天因周恩来在城里参加国共两党谈判，不能回红岩嘴，便让办事处处长钱之光代表他接待康心之，并招待康心之吃了一顿饭。

康心之这次不再阻拦女儿去延安了，还托女儿带了两条“三五牌”香烟，请她转给毛泽东先生，并替他向毛先生致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