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胜利后，民盟于1945年10月1日至12日在重庆特园召开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以和平建国为目标的新纲领。代表们在讨论中对若干问题有争论，有的争论还比较激烈。

周恩来这时正忙于参加最后阶段的重庆谈判，与国民党代表一起商定准备公布的谈判纪要，同时他还要处理如李少石遇难这样的突发事件，高度警惕地负责毛泽东的安全……

在这样紧张忙碌的情况下，他仍然关心着民盟。

为了帮助民盟把这次大会开好，他曾不止一次挤出时间赶到特园，与张澜、沈钧儒等商谈，又分批约见各方面代表，分别情况做工作。

据一位当时曾被约见的当事人回忆，周恩来对他们说，民盟这样一个由几党几派组成的团体，在某些问题上内部存在分歧是必然的，作到求同存异就行了。坚持原则是好的，而非原则问题则可以适当让步，以利于人民事业。依靠进步，团结中间，帮助落后，反对敌人，这条原则是不能含糊的。随着形势的发展，将来政治上一定范围的分化，这对于各种政治集团来说也许难免，不过，到非分化不可时分化了，不一定是坏事，但现在却决不能闹翻。

周恩来的这些讲话，很全面，很透彻，对民盟开好这次大会，拟好政纲，巩固和发展组织，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国共两党重庆谈判达成的“双十协定”，确定了要召开中国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的政治协商会议，国共双方还初步商定参加这个会议的代表名额是：国民党、共产党、民盟及社会贤达各9人。因为国共两党代表名额相等，社会贤达又由两党商定，民盟代表的态度在政协会议上就有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蒋介石深知这一道理，便千方百计拉拢民盟中的青年党，企图分化民盟。

于是，青年党节外生枝地提出，他们是国共两党之外的第三大党，也是民盟三党三派中最大的党派，因此要在民盟9个代表中占5个名额。青年党还进一步提出，如果民盟不同意这个方案，他们就要以独立单位参加政协，民盟有多少个名额，青年党就要有多少个名额。

青年党的这个意见当然遭到民盟大多数的反对，僵持不下。问题又交给国共两党去协商。

共产党方面最初坚持不承认青年党作为独立单位参加政协，同时坚持民盟9个代表的席位一个也不能减少。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等为此一再去到特园，向民盟负责人表示态度，并要他们坚持这个意见，鼓励他们内部除青年党外，今后应更加强团结，准备在政协会中共同斗争。

最后，因国民党方面坚持要青年党占5个名额，共产党方面为了让政协会议得以顺利召开，作出让步，同意让青年党以独立单位参加政协，给5个名额。但民盟的9个名额不能少——但这样一来，政协代表名额总数就超出了原定数目。据罗隆基回忆：

“共产党于是提出，为了保持民盟9个代表名额，由共产党和国民党让出名额来解决问题。两党让出名额的比例是二对一，即共产党让两个名额，国民党只要让一个。国民党当然无话可说了。”

关于共产党让名额一事，在民盟老盟员赵锡骅所著《民盟史话》一书中还有另一个说法：

政协会议召开前夕，几经反复，协商出国共两党和民盟各8个名额。但民盟在内部分配名额时出现了矛盾：救国会分配到一个名额，由沈钧儒作代表。这时张申府提出，救国会分南北两派，他是北派代表人物，也应作代表。周恩来得悉此情后，又亲自到特园去，对民盟领导人说，民盟内部包括的方面多，8个名额的确不好安排，中共可以让出一个名额给民盟，让民盟保持9名，中共只要7名。

不论这两种说法有何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中共方面为了民盟的团结和保持民盟的名额不被削减，主动让出了自己好不容易争取到的与国民党对等的名额，使自己的名额降到了7个。这种顾全大局，以国事为重的精神，使民盟的领导人们非常感动。

在政协会议期间，周恩来与民盟领袖张澜相约：彼此互通声气，若一方要提新的方案，一定要先和另一方打招呼。这样双方密切配合，同顽固派进行了尖锐复杂的斗争，使政协会议作出了符合人民利益，有利于实现和平民主的五项决议。

当时为准备召开国民大会代表人选的问题，曾使政协会议一度陷入僵局。因为国民党坚持要以近十年前选好的国大代表来开国民大会，而那些代表全是清一色的国民党人。这一办法，不仅遭到中共和民盟的反对，甚至也遭到已被国民党拉过去了的青年党的反对（因为原选代表中也没有他们的人）。

最后，是周恩来、王若飞等到特园与民盟代表团一再商量，认为为着和平、民主、团结建国的大前提，姑且向国民党再作一次让步，承认原选代表，但增加党派和社会贤达代表700名、台湾和东北几省代表150名，坚持中共与民盟代表总数共占四分之一强，坚持宪法的通过须经出席代表四分之三的同意，这样，便可防止蒋介石把国大变成他的表决机器。

周恩来劝民盟代表团，不要为这个代表问题把政协会议弄破裂了。王若飞也说，民盟坚持反对原选代表，这个原则是对的，我们是一致的。不过以后每年都要选举一次，这次没有竞选机会，以后一样可以竞选，这次我们双方还可以共提几百名代表，假使你们民盟真有困难，把你们要提的名单分一部分给我们好了，我们帮你们想法提出来。

参加了政协会议的民盟代表罗隆基回忆了这样一个有趣的插曲——

政协会议后，负责“调处”国共两党冲突的美国特使马歇尔见中共在政协会议上作出了重大让步，便问罗隆基，是不是民盟劝共产党让步的。罗隆基的回答出乎他的意料。罗隆基说：

“恰恰相反，有些问题还是共产党来说服民盟让步的。”

他给马歇尔讲了上述事例。马歇尔虽然政治态度上偏袒国民党，但听了这件事，也不由得对周恩来、王若飞二人称赞了一番，认为他们两人眼光的确很远，对这次政协会议的成功，他们两位是有很大贡献的。

政协会议后，继续协商政府改组问题。政府委员总名额原定为40名，其中国民党占20名，各方无异议，

争论的焦点在其余20名的分配上。

国民党提出中共8名，民盟、青年党、社会贤达各4名的方案，若如此，中共和民盟一共只有12名，超不过总数的三分之一，不能保证否决权。因此，中共和民盟都坚决不同意。中共提出要占10名，民盟提出要占6名，青年党则提出要和民盟对等，也要占6名。民盟反对青年党与之对等。中共支持民盟的主张，而国民党支持青年党的主张，双方相持不下。

为了打破僵局，周恩来又到特园，和张澜等民盟领导人商量，提出十分机智的新主张：中共与民盟联合占14个名额，这样既能保证有超过三分之一强的否决权，又能使青年党硬要与民盟席位对等的要求无所借口。周恩来对张澜说：

“至于这14个代表名额怎样分配，那是我们共产党同民盟双方自己内部的问题。民盟是一个许多党派合组而成的集体政团，你们数目少了，不好分配，将会影响团结。在目前的政治斗争中，民盟的团结要紧。在这14个席位中，民盟可以自己斟酌，你们要几个都可以商量。你们要6席，共产党就8席，你们要7席，我们双方就各半，你们要8席，我们就6席，你们大胆提出来，丝毫不要客气。我们共产党方面没有问题。总之，民盟的团结要紧。”

罗隆基回忆说：“这一席话使民盟在座的人都受到了深刻的感动。张澜主席更是喜笑颜开，不知用怎样的措词来表达他内心的感动。”

周恩来征得民盟代表团同意后，马上就在特园打电话给国民党代表王世杰，要他将中共与民盟共同要国府委员14个席位的建议告诉蒋介石，征得蒋的同意。并要王在半小时内回电话到特园来，他在这里等着。

不一会儿，王世杰的电话果然来了，告之蒋介石已同意这一建议。

当周恩来离开特园后，民盟一班领导人都很高兴，都认为中共帮民盟解决了一个参加政府席位的分配问题。否则，在民盟两党（青年党已被开除出民盟）三派还加上无党派盟员这样的单位，若是只分配4个国府委员席位，是很难不引起矛盾的，中共真正帮助维护了民盟的团结。

后来虽因蒋介石出尔反尔，中共与民盟只被同意共占13个席位，即只能占三分之一弱。以致形成长时间的僵持局面，使政协会议终无结果。但周恩来设想的方案，已使国民党理屈词穷，更加暴露其坚持独裁的顽固面目。而民盟则更加感佩中共对民盟的信任和斗争策略的高明。

当年周恩来成了特园最受欢迎的常客。

他不仅在这里与民盟人士共商国是，还在这里以中共代表团名义举行记者招待会，在这里与国民党进行谈判……

一次，特园主人鲜英约定周恩来到他家来吃饭。但等到饭菜都凉了，周恩来还没有来。鲜英知道周恩来一定又被公务缠着了，便只好叫家里人先吃。

一家人都已吃完饭，快下席的时候，周恩来才匆匆赶来了。他一见到鲜英，就连连道歉，说让他们久等了。鲜英忙叫人去告诉厨房另做几样菜来，周恩来赶紧拦住说：

“不用了，将就吃点就行了。天天几十个人在你们家进出谈话，光准备烟茶就够麻烦了，不能再给你们增添麻烦。”

他一边说，一边端起碗，就着桌上的剩菜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

鲜英坐在一旁，感慨万端。他后来多次对家人说起这件小事，他说，周恩来为国事整日操劳，生活却如此俭朴，还处处为他人作想，这同那些只知道吃喝玩乐的国民党军政要员比起来，真是有天壤之别啊！

那时进入特园大门后，要走过较长的一段路，再爬上80多级沿山修筑的石梯，再走一段约百米长的石板路，才能到达高踞于10级半圆形台阶上的鲜宅大门。鲜宅主楼达观楼位于小山顶上……

社会的变迁已使这片地方面目全非，当年特园的核心建筑，接待过若干历史人物，见证了若干历史事件的达观楼，也已毁于“**”中“全面内战”的野火。

没有任何照片（更不用说电影镜头）纪录下当年周恩来步履匆匆奔走在这条路上的身影。

但是人民会记住他的辛劳。历史会记住他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