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盟自成立之时起，就陷入重重困难之中。

民盟成立时是秘密的，在国民党统治区没有合法地位，不能公开活动。而要公开民盟组织，又怕遭到蒋介石的破坏。左右为难中，民盟领导人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先到香港办一份报纸，作为喉舌，争取国外的同情与支持，将民盟组织在海外公开，造成既成事实，使国民党无法设置障碍。

3月28日，即民盟正式成立后不到10天，梁漱溟来到曾家岩50号“周公馆”，向周恩来谈起了这一计划。周恩来深表赞同，当即写信给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员、负责港澳及海外统战工作的香港统战工作委员会书记兼八路军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热情介绍了梁漱溟，要廖给予支持。

梁漱溟一介书生，到达香港后，本来还想尽量靠自己的力量来完成任务。谁知港英当局却有许多令他头痛的规定：办报要先立案，交付押金，还要有担保人；要请律师，也要先交一笔钱，以后每月还要交钱；印刷厂印报也要先付钱……

最使梁漱溟为难的是，他带去的钱不多了。这也要钱，那也要钱，他真是一筹莫展。

正当此时，得到周恩来关照的中共组织主动找上门来了。廖承志嘱咐正奉周恩来之命在香港创办《华商报》的范长江，要他以一个南洋侨商的名义，资助了四五千港元给梁漱溟，解决了梁漱溟的燃眉之急。

在中共支持下，民盟机关报《光明报》在香港顺利出版了。

然而，好事多磨。

香港各家外国通讯社规定，发表政纲必须有政团同盟的通讯地址，并要有领导人签字负责。

民盟是一个在抗日救国大旗下团结起来的政治联盟，成立之初，仍很松散，没有严格的组织纪律约束，凡是入盟的党派成员和领导人，都有两重身份，既是民盟盟员，又是另一党派成员。政治素质本不一致，对待问题的观点自然不同，因此一开始就有分歧。

一个政党要有政纲。而民盟领导成员们对政纲的讨论一直各执己见，久拖不决。黄炎培在政纲上作了多次修改，仍然莫衷一是。他不愿在这样的政纲上签字负责，加之其他原因，便欲辞去主席一职。这时有人提议改推国社党的张君劢负责，但青年党又不同意。

最后，由梁漱溟提议，在周恩来协助下，商请无党无派而又德高望重的张澜出任主席，这才得到一致通过。

张澜就任后，首先主持改定了政纲，称为“十大纲领”，获得一致通过。由张澜、罗隆基、章伯钧、左舜生联合署名，与民盟宣言和成立启事等一并送往香港《光明报》发表，并译成英文，发给英美各国在港的通讯社记者，由他们向各自国家发布消息，

这样，民盟就在海外公开了。

蒋介石闻讯大怒，责令追查此事。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迅即下令不准报刊发表有关民盟的消息和评论。

立法院副院长刘维炽到了香港，请求港英当局不要让《光明报》出版，但因《光明报》已办好立案手续，请好律师，港英当局不便再阻止其出版。

不久，立法院长孙科又到了香港，他大骂民主人士是中国抗战中的“第五纵队”，诬蔑说“民盟在重庆成立”的消息是梁漱溟的招摇撞骗，并信誓旦旦地声称，对此事“在公在私俱无所闻”“绝无其事”。

——第五纵队原为西班牙内战时在共和国内部暗中进行破坏活动的叛徒、内奸、间谍的总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为对被收买而暗助外敌的内奸的流行称呼。

孙科这一说法，迫使民盟不得不公开亮相了。

于是，民盟领导人便第一次以民盟组织名义，在重庆临江路俄国餐厅举行茶会，招待国民参政会参政员50多人，在茶会上向各参政员正式宣布民盟已经成立。这样，民盟在国内也就公开了。

然而，事情还有磨难。

民盟闯过了成立组织这道难关。内部矛盾又变得激烈起来。青年党是民盟的右翼。蒋介石见已经不能阻止民盟的成立了，便又想通过青年党来控制民盟。青年党仗着党员多，力量强，由其领袖左舜生把持民盟中央事务，与盟内其他党派成员冲突不断，使这个新的政治联盟面临破裂的危险。

周恩来深切关心这个民主党派的健康成长，为促进其团结、进步，作了不少工作。多年后，章伯钧夫人李健生回忆了这样一件感人的事。

那时候，身任民盟中央组织部长的章伯钧天天要找左舜生谈判，遇到问题，他常去找周恩来商量。周恩来说，只要有一点点进展，也应该跟左舜生谈，尽量争取他。

章伯钧每天为民盟的团结奔走。有一次，他跑得饿了，随便在小饭店里吃了一顿饭。没几天，他夫人李健生发现他的大便里有脓血，叫他休息，可是他说，已经与周恩来约定上午10点见面，不可失约。就这样，他还是坚持出去工作了。

两天之后，章伯钧终于病倒了，住进了重庆的“武汉疗养院”。经检查，他得了痢疾，发烧很厉害，昏迷不醒，医生说有生命危险。要用盘尼西林（即青霉素）抢救。那时盘尼西林是进口贵重药物，而且只有从美国军队那里才能买到。

这时周恩来来了，了解情况后，果断地说：

“一定要治好伯钧。买盘尼西林，钱由我们出。再贵也要买，救人要紧！”

打了几针盘尼西林之后，章伯钧得救了。出院后，周恩来还再三叮嘱他：

“今后千万要注意，别在小饭馆吃饭，那儿不卫生……”

切不要以今天中共处于执政地位时的情况来想象当时。在当时，“钱由我们出”，这可不是一句简单的话。

第十八集团军西安办事处处长伍云甫曾于1942年9月来到重庆，在红岩嘴住到1943年6月。在他的日记中，详细记载了当时重庆的许多物价数字。据他记载，当时红岩嘴工作人员的物资供应情况是：津贴，电台最高15元，最低9元；夜餐每人每月45元不分等级；保健分180、140、100三等，“以身体、工作、资历为标准，任何人均可享受”……

而这些钱可以有多大用途呢？他记载了当时重庆城里的公共汽车票价，“每次3元不论远近”，按此计算，最高的津贴费15元，只能乘坐公共汽车5次，最高的保健费180元，只能乘坐公共汽车60次。

伍云甫还记下了他和周恩来一起吃的一顿饭的有关数字。那天下午他们在城里看话剧《北京人》，看完后已是晚7时，若回红岩嘴，已过了晚餐时间，周恩来便请他到一家名为“三六九”的小餐馆去吃饭。伍云甫在日记中记下了当时餐馆的物价数字：

“炒鳝鱼一小盘廿元，素饺子（比两个指头略大一点、内中馅子为白菜笋子）每只一元，饭每小碗一元，清白菜汤每碗六元，小费加一。”

若按此价，则红岩嘴的最高津贴费买两碗清白菜汤都还不够，最高保健费也只能吃到九小盘当时荤菜中最低档的炒鳝鱼（还不算小费）！

周恩来就是在经济如此拮据的情况下向民盟的朋友们伸出援助之手的。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周恩来致电廖承志、潘汉年等，详细部署了撤退困留在香港的爱国人士的大规模营救工作。在共产党人想尽办法，冒着危险，耗费了极大的人力、财力，将包括民盟机关报《光明报》负责人梁漱溟及其报社全班人马在内的大批爱国人士安全转移到内地的时候，国民党顽固派却是另一种态度。在当时周恩来发给延安的《南方局统战委员会关于争取中间分子之经过及其经验报告》中就有这样的记载：

“顽固派幸灾乐祸，以为香港失陷，民主同盟的老巢倾覆了，于是加紧对他们的压迫……”

为了扩大抗日民主力量，民盟中央执委会在1942年底派宣传部长罗隆基去昆明筹建云南支部。周恩来表示大力支持。他与民盟主席张澜商议后，特派周新民、李文宜前往昆明协助工作。周、李二人行前，董必武还对他们作了有关广交朋友、扩大爱国民主统一战线的具体指示。罗隆基后来在回忆“共产党对民盟始终采取鼓励、支持和帮助的态度”时，就曾感慨地谈道：

“1941年我在昆明创办民盟支部的时候，共产党在昆明的地下党组织是予以全力的支持的。那时候共产党地下党员周新民在重庆已经参加了民盟，他特地来昆明的云南大学教书，实际上他到昆明来，是来帮助民盟发展工作的。不久，地下党员李文宜也到昆明来进行妇女工作。昆明的民盟支部后来发展得比较好，成了当时昆明学生运动的推动力量，实际上这是共产党地下党组织对民盟工作的支持和鼓励的结果。”

罗隆基还进一步总结说：

“民盟在昆明的情况是这样，民盟在西南和西北的各城市中能够得以成立和发展，情况都是如此。”